一、李荣融勾勒2004年国资委国企改革蓝图（论文文献综述）
孙晋[1]（2020）在《市场决定论下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路径辨识与抉择》文中研究说明市场决定论对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具有双重意涵:一是政府投资经营行为应该秉持竞争中立原则进行优化性克制;二是国有企业尤其竞争性国有企业应该遵循市场一般规律,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竞争性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推进和深化的阶段性产物,其与公益性国有企业相对,兼具资产国有性与平等竞争性两种特质。在理论上,对于竞争性国有企业是否应当退出市场存在争议,大致可分为"全面退出论""全面保留论" "阶段—选择退出论"3种观点,各有其价值取向与合理性基础;从国企改革实践与我国当前国情来看,国有企业改革是分阶段和渐进式的长期过程,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应踟蹰不前。总体上,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符合国有企业存在价值和市场化发展方向,从长远来看也是最理想的目标。依循竞争中立原则分类推进改革,应当是渐进推进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的可行路径。
王帅[2]（2020）在《竞争中性视角下国有企业适用反垄断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正式施行以来,国有企业适用反垄断法的相关研究一直是学界历久弥新的讨论话题。从学理上讲,国有企业与其它所有制企业应同等适用反垄断法。然而现实情况是,我国国有企业在涉及经营者集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协议及行政垄断等垄断行为时,备受期待的反垄断法却因规范供给明显不足而出现规制“真空”,此状态既不利于市场主体开展公平竞争,促进经济高质量运行,亦无助于消费者福利的提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化市场体系亟需依赖市场竞争机制的充分发挥,从微观维度出发,确保市场有效竞争就要重点解决国有企业适用反垄断法的问题。竞争中性原则要求政府不因市场主体所有制之原因而予区别对待,在此原则下各市场主体应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公平开展市场竞争、同等受到国家保护。反映于反垄断法层面,即为国有企业与其它所有制企业应当同等适用反垄断法,前者并不当然享有豁免权。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深水区,反垄断法在提升国有企业效率、盘活市场活力和释放市场潜力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是垄断行为而非垄断结构,并不存在因我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使得国企获得垄断豁免的理论基础。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是在我国基本国情视阈下如何提升国有企业效率和激发市场竞争活力,而此与反垄断法之追求不谋而合,应当结合即将开展的反垄断法修订工作进行相应的完善研究。论文的整体框架分为绪论、主体和结语三部分,主体部分为论证过程,具体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交代在竞争中性原则要求下,国有企业适用反垄断法的背景和意义、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呈现国内外反垄断法对之加以规制的学术思想、梳理文章研究的重难点并表明在写作过程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阐述文章存在的创新点及不足等问题。第二部分为文章的主体,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逻辑主线,共包含四章内容:第一章,基本概念释义。通过对垄断、国有企业、竞争中性等经济法学内常见的概念进行特定的解析与释义,呈现作者欲想表达的态度进而为全文划定写作的理论范围和内容基调。第二章,我国国有企业反垄断的历史及现状（提出当前国有企业在适用反垄断法中所存在的问题）。通过建国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脉络,梳理出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盘活市场活力是我国政府孜孜不倦的追求,但在此过程中存在着国有企业垄断规制不力、规范供给不足等问题。第三章,国有企业垄断现状的理论解析（对适用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及规制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理论解析）。首先,从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视角出发探讨问题背后存在的原因,即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具有垄断结构上的正当性;其次,从反垄断法秩序、效率与公平的价值目标与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出发阐释规制的必要性;最后,从经济学理论、法律文本和所有制结构的纬度表明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制可行性。第四章,国有企业适用反垄断法的完善路径（探讨完善国有企业适用反垄断法的具体措施）。在竞争中性视角下,结合深化经济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围绕国有企业如何具体适用反垄断法这一问题从确立立法体例、修改并增设国有企业适用反垄断法的内容、完善行政垄断控制制度、健全规制国有企业垄断的责任制度和救济制度、制定国有企业反垄断指南、规章条例等配套文件等方面提出合理化建议。第三部分为结语。通过国有企业与反垄断法适用的逻辑分析,归纳出虽然当前国有企业适用反垄断法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并不可因此而忽视反垄断法在未来国有企业改革中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需要在竞争中性原则下对反垄断法加以完善以提升国有企业的适用性进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结论。
骆侣环[3]（2019）在《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运行机制的优化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如何优化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轨道集团）董事会的运行机制,这是公司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基于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的态势及公司正在进行的深化改革需求而提出来的。南昌轨道集团是2008年由于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需要而成立的市属国有独资公司。由于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上的问题和经济转型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公司董事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以此为契机,在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内,依据公司治理中董事会运行机制的相关理论和当代实践的丰硕成果,对南昌轨道集团董事会的建设做些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揭示公司董事会运行的内在规律,对提高公司管理水平和社会经济效益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本文希望达到的目的所在。董事会运行机制是一条完整的系统管理链,链条串起来的是内部自身建设和外部沟通协调机制涉及到的一系列基本内容。本文以南昌轨道集团为载体,在现有模式和政策框架内,透过公司治理内部和外部运行的环境,遵循事物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在事物内因和外因、前进性和曲折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中,为南昌轨道集团深化改革寻求理论上的支持,进而建立符合公司董事会运行机制的有效模式,这是选题展开的分析方法。文章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章是前言。描述了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和国家进行国企改革的历史背景。从宏观层面上了解在企业管理中加强董事会运行机制建设的可行性和心要性。对南昌轨道集团董事会运行机制的分析和研究,也正是基于国家政策的大背景,适时而生;第二章基础理论。从基本概念和观点入手,阐述公司治理过程中董事会运行机制的内涵和外延,揭示董事会运行机制演化的特征和趋势,为研究课题,提供理论上的支持;第三章南昌轨道集团董事会治理机制的现状分析。通过对国有企业和南昌轨道集团董事会现状的分析,并和几家发展处于早期并取得较大成功地铁公司管理模式的比对,找出南昌轨道集团董事会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第四章优化南昌轨道集团董事会运行机制的思路。这是本文的重点。本章以前一章问题为导向,在第一、第二章陈述的观点和治理方略铺垫下,对作者单位董事会运行机制提出一些优化建议,旨在提高公司核心体的运作效率,加速公司对接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第五章结论和展望。在南昌地铁集团逐步建立起结构和机制完善的董事会管理体系,董事会功能得到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决策核心地位得到加强,董事的议事能力得到提高,有助于公司提高综合竞争力、争创一流现代化企业。第一、第二章是全文研究的基础,从行文的一般要素和基础理论出发,进行初步探讨;第三章至第四章都是微观分析,由国有企业董事会运行机制的面过渡到本文研究的中心点。第五章是归纳性的总结和对优化结果的展望。全文简单利落,思路清晰,重点突出,主题鲜明。本文的新颖之处在于作者结合了自身工作的实际,讲身边之事,述观点之实,既有纯说教式的论述,又紧扣新时代特色,尝试用哲学的观点作统领,使论点更具针对性、可行性。不足之处表现在:由于作者专业的局限,不能深谙学科外的专业知识,特别是有关政治学的内容,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由此给分析带来了层次上深浅不一的问题,这些需要作者苦心钻研,拓展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尽量予以弥补。
李勇[4]（2018）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效率分析与改革思考》文中指出回顾改革开放的40周年,虽然国企改革断断续续但是改革的脚步从未停下。新一轮的国企改革背负着“破局”的战略使命,而对于国企效率的研究可以在理论上探讨国企改革的创新思路和实施路径。本文认为研究国企效率要立足于国情,只有经济效率、社会效率和政策效率相结合才能对国企进行科学有效的评价。本文首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意义和基本框架以及对可用于国企效率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接着阐述国有企业、国企分类、国企效率的概念并且在逻辑上探讨效率的影响机理。随后通过与非国有企业的比较,分析国企的经营现状和评价其社会性效率、政策性效率以及微观效率损失。最后,通过过度投资模型来测算国企的过度投资情况并且运用随机前沿法分析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下国企的技术效率,从而构建面板数据的混合OLS、固定效应、随机效应模型来分析国有企业综合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首先,通过国企的功能分类和效率分类可知垄断与效率高低没有必然联系,同时国有工业企业的过度投资是普遍现象。其次,私企技术效率普遍高于国企并且近些年来提升迅速。最后,从总产出水平来看,企业的生产效率、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会显着提升总产出水平,只是国企对于生产效率和技术效率更敏感而私企对于资源配置效率更敏感。同时软预算约束的长期存在确实会削弱企业的总产出水平;从总资产贡献率来看,作为企业内部因素的生产效率会带动总资产贡献率的上升,而同样作为内部因素的国有产权比例会削弱企业的效率。私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还未达到最优配置,适当的负债水平可以让私企的效率得到大幅地提升,而企业承担就业负担将使得总资产贡献率下降。基于上述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结合美国、日本、英国以及俄罗斯国有企业的改革经验教训,本文关于国企改革提出了如下建议:第一,以去产能、去杠杆、减本增效以及治理僵尸企业为切入点开展国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以分类界定、多元化持股和实现上市为要点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第三,以规避内部人控制和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为出发点改善国企的治理机构。第四,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资产证券化制度来推动国企改革。第五,从境外投资风险、投资服务体系以及政治立场出发强调走出属于中国国企的国际化道路。
王明科[5]（2018）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活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诞生、成长、发展、壮大的见证,也是党面向未来实现新目标、夺取新胜利、铸造新辉煌的保证;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则是这一重大政治活动的主体,他们以参与者和决策者的政治角色创造历史,也以这样的身份载入史册。从中共一大开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群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每个重要历史节点上,都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而适应不同的历史环境、革命建设任务变化需要,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微观上,又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点和个体风貌。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党的建设的不断加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代表制度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规范,从单一到系统的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而且,随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代表制度也需要持续改进和完善,以保证与其所承担的时代使命相适应。考察代表问题的历史发展,探究代表制度建设的未来走向,正是论文致力于研究的核心问题。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后面部分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和阐述论文的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概念界定及主要文献史料、学术研究的情况、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点和重点难点等。第一章,主要研究中共一大至七大的代表问题。这七次代表大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按照重要性,代表制度建设的丰富程度,代表人数等方面的差别划分为四节进行阐述。中共一大代表是代表问题的起点,他们不仅参与了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而且亲手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大召开期间,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创立了代表履职尽责的典范。中共二大是代表制度化的开端,代表中首次出现工人代表,体现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属性,由于人数较少,代表在大会上承担了各类角色。中共三大、四大期间,代表制度开始具体化,部分地区的代表产生开始采取选举的方式,而围绕着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代表在大会议事时进行了激烈争论,思想分歧开始呈现。中共五大、六大时,面对大革命失败,代表们经历了五大时的迷茫,也经历了六大时的艰辛,在沉痛中反思,在逆境中崛起,开启了对救亡图存道路的新探索。中共七大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全党上下思想空前统一,在这样的形势下,七大代表几经波折,最终共同成就了一次独立自主、团结奋进的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代表问题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第二章,主要探讨八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召开的,根据历史背景的不同进行分别阐述。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代表大会历史上唯一一次提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大会。代表在大会上广泛发言,充分行使选举权,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意见建议。九大、十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受极“左”思潮影响,在代表推选、代表队伍结构和履职行为方面偏离正确轨道,出现许多偏差。中共十一大虽然没有实现拨乱反正,但对代表制度进行了初步恢复。代表问题在这一期间经历的挫折起伏,恰恰反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性、根本性作用,对依规治党有重要启示。第三章,主要探讨十二大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形成时期召开的,有着拨乱反正、实现党内生活正常化和规范化、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独特历史背景。在此期间,代表制度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实现了发展,特别是党内选举制度的建立,使得代表产生机制更加规范。代表的先进性标准条件不断提升,候补代表被取消,特邀代表设立,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过程更加规范,代表中党员干部比例总体趋于下降,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占比不断增加,代表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代表问题进入发展和完善的大好时期,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实践层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第四章,主要探讨十六大至十九大的代表问题。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进行了新概括,“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对党员结构影响深远。从十六大开始,中央逐渐吸取地方常任制试点经验,探索加强代表制度建设,增强代表联系党员群众、发挥作用的途径,建立了以规范代表问题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代表任期制。代表的条件更加与时俱进,新社会阶层和新经济组织党员开始进入代表队伍,代表产生程序步骤更加规范,差额公示展现发扬民主新风貌。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下,代表资格审查在十九大时正向发力,传递了强烈的从严信号;而“党代表通道”的开放,也为代表履职增添了新的平台。第五章,主要对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路径选择进行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承担着为推进伟大事业,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重任。在这样的党情国情背景下,代表问题需要立足基础性、长期性和稳定型的本质属性,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要求为指导思想,以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为动力源泉,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深化代表制度建设,保持代表结构基本稳定,强化对代表政治素质的要求,推进代表提案制的实施,完善代表培训机制,建立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统筹联络代表的日常工作机构,强化代表作用发挥。
马社青[6]（2018）在《行政法视角下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在行政法的视角下,对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体制进行研究,并期以提出改进措施助其完善。首先在引言部分,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进行了基本的介绍,以期对文章的形成架构做出基本的解释与说明。同时分别从观点、研究视角和内容方面对已有的研究进行创新。第一部分主要是对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体制进行基本的叙述。从1978年至今,对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变迁进行阶段划分,对该阶段企业国有资产的时代背景、监管主体、监管方式进行归纳叙述。针对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行政法属性,主要从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主体、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监管对象和监管内容进行相关论述与说明。在第二部分,以上海电气社保案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点明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中存在着的三大问题。首先是政企不分、行政权力对企业国有资产的及管理与运营过多干预;其次是企业国有资产的重大事项决策程序有冲突;最后是企业国有资产在国有企业改制、国有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以及境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企业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寻找产生问题的原因。之所以我国企业国有资产存在如此严重的三大问题,首当其冲的原因是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立法理念过度私法化、出资人职责不明、立法存在混乱的问题。另外还有行政管理理念落后于时代发展,监管缺失的原因。第三部分着眼于对我国现行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的完善。完善建议分别从明确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权力清单、建立健全企业国有资产重大决策程序、将企业国有资产流失行为纳入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将企业国有资产状况纳入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的范围、保障人大监督和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监督效果、加强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人员能力建设、落实《监察法》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管等方面进行可行性探讨。
赵永宏[7]（2017）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 ——以平顶山市为例》文中指出资源型城市以其先天的资源禀赋优势而出现,伴随着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也会经过一个产生、发展、壮大和衰退的过程。我国资源型城市众多,建国后至今几十年的采掘,已经有很多资源型城市走过了发展的鼎盛时期,资源接近枯竭,处于衰落阶段。储量仍较丰富的资源型城市也由于种种原因而困难重重,经济发展面临困境,尤其是在当今出现的经济“新常态”形势下,资源型城市的整体发展势头普遍低于一般的城市。我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刚刚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为了实现下一步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奠定坚实的基础,就需要努力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发展是全社会的任务,也对资源型城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整体处于落后的状态下,要实现转型发展,赶上或超过其它地区,资源型城市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资源型城市要实现经济转型,首先要克服经济结构单一、环境破坏严重、生产方式粗放、科技发展水平低等共性的问题,其次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因地制宜,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要转变观念,在比较优势选择上改变依赖以外生的自然禀赋为主的优势为以创新为主的内生优势,要着力培养新的产业,依托产业集聚的优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转变依赖外生比较优势的观念并非完全抛弃已有的自然禀赋优势,一方面要在原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行产业的升级,发展行业内高端产品,另一方面要在原有资金、技术和科技积累的基础上寻求新的主导型产业,利用内生条件培养新的经济增长途径,或者是发挥外生条件,引进与原有比较优势关联度不大的新的行业和产业。资源型企业在资源型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资源型企业的转型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意义重大。文章结合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平顶山的实际,对资源型企业平煤神马集团的经济转型进行了探讨,认为平煤神马集团应该以绿色低碳和创新为主,一方面将资源的优势进一步发挥,发展高端资源性产品,另一方面要深化改革,积极转型,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核心竞争力打造的方法上,主要依据钻石模型和GEM模型,结合企业的特点全方位推进。通常,钻石模型的使用范围被界定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相对完整的较大系统内,在这个范围内分析国家的竞争力或者是某一产业（或行业）的整体竞争力。这里考虑到企业集团,尤其是资源型企业的特点,试图将资源型企业集团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考虑,使用钻石模型建立企业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同样的,GEM模型主要用于分析企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那么,基于资源型企业系统的完整性,同样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考察对象,结合GEM模型所要求的外界因素,运用该原理分析企业集团如何来打造其核心竞争力。资源型企业的发展源自于所在的资源型城市,必然有为所在的城市承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责任和义务。资源型企业在规划和建立具有竞争力的下属企业时,首先要考虑将这些企业落户在当地,而不是投资于其它地方。只有这样,才可以回馈原生地,解决大量从事采掘业的职工的就业和生活问题,促进社会稳定。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地方政府责无旁贷。查阅平顶山市1982年以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发现市政府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科技进步、寻求上级政策支持、为企业筹资融资和推.进产业集聚区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除了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外,还来自于利益驱使,多层级的政府之间由于利益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博弈关系。资源型城市既有上级政府的约束和指导,也有下级政府的抗争和接受,还有同级政府之间发展经济的相互竞争。多层次的博弈关系使得资源型城市要以寻求上级政府的支持为主,必要时要和上级政府进行抗争,同时还要取得下级政府的认同和接受,以便于政策的贯彻实施。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博弈最佳的结果是采取合作的态度,最终达到的目的是要寻求在与同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竞争中胜出。资源型城市的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时要有一定的具体可行的方法。例如,平顶山市,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数据分析经济增长的历程,可以发现经济增长主要的来源是“投资”,经济增长结构中“消费”难以带动经济增长,而“出口”所占的份额相对更小,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差甚远。因此,平顶山市下一步经济增长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形势下着重“补短板”,借助“一带一路”的机遇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扩大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产业集聚区是资源型城市实现经济转型的可行道路之一,在产业集聚区促生产业的聚集,发挥集聚效应,能够带动经济增长,增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进步,实现绿色低碳、创新发展。鉴于资源型城市生命周期的规律,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产业集聚区的规划上和实施过程中,要防止产业的单一化、低端化和负外部效应,要注重产业的互补性、已有技术和基础设施利用的高效性,以“多核共生可替代”的发展模式促进产业集聚区的可持续发展。文章通过数理模型的推断和论证,通过充分的相关理论支持,论述了“多核共生可替代”的产业集聚区发展模式的可行性。总之,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要结合实际,谋划全局,长期坚持。资源依然丰富的资源型城市可以继续深入挖掘其自然禀赋的潜能,将这一比较优势发挥到最大,同时要未雨绸缪,为经济转型做好积极的物质、技术和人力准备,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资源已经枯竭或接近枯竭的资源型城市要立即着手新兴产业的培育。无论资源优势存在与否,资源型城市都要转变观念,以发展内生优势为努力方向,深化改革,坚持绿色低碳、创新发展,以建立“多核共生可替代”的产业集聚区为基础,实现向创新型城市、智慧城市的转型。
汤道化[8]（2017）在《国企改革进程中工人与企业关系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东北地区某超大型工业国企为个案,从发展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探讨了我国国企改革背景下国企工人与企业关系的变迁及其问题。众所周知,工人与企业关系是工业社会的产物,相关研究构成一项重要的现代性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逐步告别单位社会而进入转型时期,国企的组织形态及其内部工人与企业关系发生了剧烈变迁历程。其中,单位体制消解、国企改革使国企工人与企业关系总体上发生较大变化,但是巨大的制度惯性以及长期以来的身份制度,使工人与企业的关系既有变革,也存延续;不同的国企,处于不尽相同的市场环境,改革进程也有所不同,国企工人与企业关系状态也存有一定差异。本文选择东北地区某超大型工业国企为个案展开研究,以单位社会消解、国企改革为背景,把国企内部工人与企业关系视为一种结构和制度影响下的互动关系,对该国企内部工人与企业关系的性状及变迁进行研究,显现此变迁历程所产生的影响及衍生的问题。工人与企业关系在国企中生成,又影响着国企的构造和运行,透视工人与国企关系,对理解国企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意义。研究发现,在单位社会时期,作为个案的该国企具有职住合一、生产生活合一的构造,国企内部工人与企业关系体现了职能的多重性,是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展开的动员—控制—参与关系。在该国企的改革进程中,工人与企业关系的变迁体现出部分总体性趋势,包括:国企向经营实体转换,工人向职业劳动者转型;工人与企业的关系从身份向契约转变,突出劳动关系;企业越来越重视对工人的职业控制。同时,作为建厂时间较长的超大型工业国企,该企业内部工人与企业关系变迁具有自身的独特趋势,例如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用工稳定与福利供给,导致工人对企业新的依赖;企业内部形成多重结构,导致工人阶层的内部分化等。基于该个案研究,论文探索了此类具有较长历史的大型工业国企在改革中所面临的深层问题,包括单位共同体的变迁及转换危机,以及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困难等。
张海[9]（2017）在《EVA对中央企业R&D活动治理的研究》文中认为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R&D活动作为企业的战略性投资决策活动,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被作为研究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而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高度重视。特别是近年来,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背景下,我国总体R&D活动投资水平呈高速增长的态势,R&D活动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2013年开始,连续三年突破2%,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距离发达国家水平仍有很大的差距。而经济新常态的主要要求就是要积累更多的核心技术、建立更优的制度体系、实行更好的管理方法、拥有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将经济的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由中低端水平向中高端水平的转变。因此,如何提高R&D活动水平,培养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围绕影响企业R&D活动的原因进行了长期的努力探索,逐渐认识到导致企业R&D活动投入不足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带来的代理问题,原因在于:第一,R&D活动的绩效具有不确定性,且风险较大,经营者的努力并不能确保R&D活动取得成果,这使得经营者在R&D投入方面的意愿较弱。第二,R&D投入的经济后果具有滞后性,可能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显现,不能立竿见影,对于任期有限的经营者来说缺乏吸引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行为,不是经营者的理性选择。综合委托代理理论和业绩评价理论,提高企业R&D活动投入的关键在于建立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选取一定的指标,将股东需要达到的创新活动目标予以量化,以此作为评价经营者努力程度的基础并给与适当的激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R&D活动的代理问题。EVA是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业绩评价热点问题。作为EVA的开发者和推广者,美国斯滕斯特公司宣称,EVA可以被用于企业价值创造的管理,是建立企业价值财务管理体系和对高管开展激励计划的重要指标,运用EVA配置资源可以创造持久的价值,因此在保护股东长期利益方面显着优于会计指标。据此,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但尚未形成明确一致的结论,EVA能否有效缓解代理问题进而提升企业价值,依然是一个探索性话题,国资委自2010年开始在中央企业实施EVA考核更是将这一争论推向了新的高潮。国资委在充分吸收EVA价值创造理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特殊的企业制度背景进行了有针对性地改造,通过改造后的EVA来引导中央企业经营者的经营决策行为,从而实现从“做大做强”到“做优做强”的历史转变,进一步提升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那么,在我国新兴加转轨的特殊制度背景下,EVA考核能否在提升企业价值方面取得预期的效果,特别是能否有效促进对企业价值增加具有基础性作用的R&D活动开展?从已有的文献看,尚未有采用中央企业EVA考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提供EVA考核与企业R&D活动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基于此,本文立足上述问题,以2010年为政策分界线,选取2006-2014年期间中央企业为观察样本,观察中央企业实施EVA考核前后R&D活动投入的变化,同时选取同一时期未实施EVA考核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作为配对公司,再与已实施EVA考核的中央企业进行比较,实证检验EVA考核对中央企业R&D活动投入以及专利产出的影响,并进一步从投入产出角度,研究EVA考核作用于企业专利产出的路径。首先,论文以经济增长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业绩评价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R&D活动现状及中央企业实施EVA考核的制度背景,借鉴博弈论相关思想,分析中央企业实施业绩考核对缓解企业创新活动代理问题的有效性,以及EVA考核治理企业R&D活动代理问题的作用机理,对R&D活动过程中国资委与经营者的决策行为策略选择问题进行推导,为论文后续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提供理论支持。其次,以中央企业2006-2014年数据为研究样本,针对研究主题进行研究设计,利用构建的回归模型对国资委数据库、WIND数据库、CSMAR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和手工收集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检验EVA考核对中央企业R&D活动投入与专利产出的影响,为理论分析提供经验支持。第三,根据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对EVA的本土化应用和企业R&D活动的管理提出政策建议,并总结论文的研究局限以及未来研究方向。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论文发现EVA考核显着提高了中央企业R&D活动投入和专利产出,特别是显着增加了中央企业在R&D活动研究阶段的投入,有效提高了研究阶段的研发人员人工支出与其它研发费用支出,这对提升中央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意义重大,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影响中央企业R&D活动投入的主要原因是经营者担心R&D活动研究阶段的投入会影响经营业绩。按照现行会计准则规定,除了R&D活动开发阶段的支出可以资本化外,研究阶段的研发人员人工支出和其它研发费用等均要计入企业的当期损益。如果不能在业绩评价中实事求是地考虑这样的“会计现实”,经营者作为“理性经济人”不大可能会主动进行R&D活动研究阶段的投入,从而使得研究阶段的投入明显不足,从而制约了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显而易见,经营者更愿意进行R&D活动开发阶段的投入,将成熟的技术成果予以商业化从而提高经营业绩,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技术上的“拿来主义”盛行。从长远看,这对企业的中长期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是不利的。另外,通过检验EVA考核作用于专利产出的路径,验证了R&D活动投入是EVA影响专利产出的中介变量,无论是R&D活动研究阶段的研发人员人工支出和其它费用支出,还是开发阶段R&D活动的资本化支出,任何一个阶段的R&D活动支出,都会提高企业的专利产出。进一步研究发现,研究阶段的R&D活动投入对专利产出的贡献最大,提高研究阶段的R&D活动投入是保证中央企业科技创新活动质量的关键,这一阶段的投入决定了科技创新成果的取得。总的来说,委托代理机制下出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会对企业R&D活动造成影响,使得企业R&D活动投入不足,特别是使得企业R&D活动研究阶段的投入明显不足。国资委于2010年推行的EVA考核,将企业的R&D活动投入允许在计算EVA时予以加回的政策,有效引导了经营者和股东二者之间的创新活动目标函数趋于一致,显着改善了中央企业R&D活动情况,不仅增加了企业R&D活动投入,同时也提高了R&D活动投入产出。基于上述的研究内容与研究结论,本文从经济增加值的概念和经济学本质出发,分析了EVA抑制企业代理问题的机制,探讨EVA考核对企业R&D活动的治理,真正检验了我国EVA的本土化应用效果,提出了适用于我国企业的意见和建议。为后续开展相关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与实证依据。本文的创新之处可以主要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现有关于R&D活动治理的文献主要从外部治理环境、大股东持股、董事会结构、债务结构和股权激励的角度开展研究,很少有学者从EVA考核角度开展企业R&D活动治理的讨论。本文拓展了既有研究视角,从经济增加值的概念和经济学本质出发分析EVA解决企业代理问题的机制,探讨EVA考核对企业R&D活动的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拓展了相关研究。第二,理论分析角度的创新。论文从博弈论角度,在综合运用经济增长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业绩评价理论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股东与企业经营者开展R&D活动的效用函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博弈模型,论述了EVA对二者行为选择的影响,并首次以中央企业为对象,结合R&D活动的特点,从理论上阐述了只有对中央企业经营者开展R&D活动付出的努力和承担的风险进行补偿,而不仅仅是以结果论英雄,股东才会获得预期的R&D活动效果,并进一步证实了中央企业R&D活动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经营者会利用其信息优势有意无意干扰外部监管,存在“偷懒”现象。第三,充实完善了EVA考核的本土化应用研究。以往关于EVA的研究大部分采用的是斯滕斯特公司根据公开财务数据计算公布的EVA数据,或是自行加工的数据,与中央企业实施考核的数据存在差异,在样本数据选择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研究得出的结论会与实际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本文直接采用国资委对中央企业的EVA考核数据作为样本,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检验EVA考核对企业R&D活动的治理作用,可以有效检验EVA的本土化应用效果,具有较强的实践应用意义。一方面可以使研究结论更加准确,为政策制定部门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提供指引;另一方面也为相关后续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高玉婷[10]（2016）在《中央国有企业重组的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然成为“世界引擎”。从全球范围来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大企业集团的运行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经济行为,实际上已成为是各国提高综合国力和抢占全球市场份额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更加深远。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以及作为“精锐部队”的中央企业,是助推中国经济实现快速赶超的强大引擎。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对拉动国内经济发展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要维护本国企业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利益,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一条必由之路。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国企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2015年9月国资委出台了《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提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制定中央企业结构性调整与重组方案,分层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国有企业通过整体上市、并购重组等方式,逐步调整国有股权比例,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形成股权结构多元化、运行高效灵活的经营机制。这为未来的国企改革工作指明了方向。并购重组作为提高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其成效到底如何,怎样发挥其在提升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中的积极作用值得深入研究。中央企业对我国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研究中央企业重组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论文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在对国内外关于国际竞争力和企业重组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国际竞争力与企业重组的相关理论,并对中央企业重组与央企国际竞争力的相关理论进行阐述。通过进一步分析中央企业的性质和地位,说明了增强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性,而重组是提升央企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途径。进而建立了“一个标杆、两个层次,四个维度”的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构建中央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钻石模型,提出了提升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六大路径,即“做大——扩大企业规模”路径、“做强——提高盈利能力和运营效率”路径、“做优——提升成长能力和创新能力”路径、“世界一流——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和管理”路径以及“机遇——改善外部竞争环境”路径和“政府——深化国企改革”路径。其次,通过分析中央企业的发展现状,包括对中央企业规模、发展速度、经济地位、运营效益和行业布局等多维度研究的基础上对从中央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沿革和重组模式等方面的总体形势进行判断,在此基础上说明央企重组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并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分析。总体而言,中央企业并购重组与整合取得了显着成效,主要体现在中央企业的布局结构得到优化,规模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显着增强,运营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但央企“大而不强”、缺乏核心竞争力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行业布局有待改善,国际化经营还处于较低水平。接下来,对我国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进行研究,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以世界500强企业作为标杆进行分层次、多维度地深入比较,分析了目前我国央企在国际中的地位以及与世界500强的优势和差距。尽管中央企业通过并购重组成效斐然,但与国际一流企业仍存在较明显的差距。虽然我国已明确提出了提质增效的发展目标,企业也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但离世界一流企业这一目标还有较长的路要走。随后,本文基于中央企业在2006年至2014年间的财务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我国的中央企业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南北车重组、中粮和华润三个案例解析,在此基础上探析重组对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最后,借鉴国外大型企业通过并购重组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从影响我国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作为落脚点,从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分别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二、李荣融勾勒2004年国资委国企改革蓝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李荣融勾勒2004年国资委国企改革蓝图（论文提纲范文）
（2）竞争中性视角下国有企业适用反垄断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重点和方法 |
| 四、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释义 |
| 第一节 垄断 |
| 一、竞争与垄断 |
| 二、不同语境下的垄断类型 |
| 三、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 |
| 一、国有企业的概念 |
| 二、国有企业设立的目的指向 |
| 第三节 竞争中性的由来与本土化 |
| 一、竞争中性的起源及演进 |
| 二、竞争中性的本土化法制要求 |
| 第二章 我国国有企业反垄断的历史及现状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反垄断的历史演进 |
|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空白期 |
| 二、反垄断制度的酝酿期 |
| 三、多法并存的共生期 |
| 四、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规制期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基于垄断的不正当优势 |
| 一、经济性垄断问题突出 |
| 二、行政性垄断偏向保护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反垄断规制的制度样貌 |
| 一、高效统一的宏观反垄断体系尚未建立 |
| 二、反垄断法微观规范供给明显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垄断现状的理论解析 |
| 第一节 基于垄断结构视角的正当性理论 |
| 一、经济学视角的市场失灵理论 |
| 二、法学视角的社会公共利益理论 |
| 三、政治学视角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理论 |
| 第二节 基于价值追求视角的规制必要性 |
| 一、垄断有损市场竞争秩序 |
| 二、垄断降低市场运行效率 |
| 三、垄断侵犯竞争弱者和消费者权益 |
| 第三节 基于垄断行为视角的规制可行性 |
| 一、与经济学理论相契合 |
| 二、同法律文本相吻合 |
| 三、和所有制结构不冲突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适用反垄断法的完善路径 |
| 第一节 规制国企垄断行为的体例选择 |
| 一、以反垄断法为主的规制体例 |
| 二、以反垄断法为辅的规制体例 |
| 三、我国当前的立法体例及应然选择 |
| 第二节 修改并增设国有企业适用反垄断法的内容 |
| 一、明确规定适用原则及豁免范围 |
| 二、重新制定行业垄断标准 |
| 第三节 完善行政垄断控制制度 |
| 一、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
| 二、妥善处理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关系 |
| 三、强化“三合一”后的反垄断执法 |
| 第四节 健全规制国有企业垄断的责任制度及救济制度 |
| 一、健全规制国有企业垄断的责任制度 |
| 二、健全规制国有企业垄断的救济制度 |
| 第五节 制定国有企业反垄断的配套文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运行机制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意义 |
| 1.3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的思路 |
| 1.3.2 研究的方法 |
| 1.4 拟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董事会运行机制的相关理论 |
| 2.1.1 董事会运行机制的概念界定 |
| 2.1.2 董事会运行机制的理论阐述 |
| 2.2 董事会运行模式的发展历程 |
| 2.2.1 董事会制度的建立 |
| 2.2.2 董事会运行模式的发展历程 |
| 2.3 董事会运行模式的发展趋势 |
| 2.3.1 运行模式的实践思考 |
| 2.3.2 运行模式的趋同化 |
| 第3章 南昌轨道集团董事会治理机制的现状分析 |
| 3.1 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简介 |
| 3.2 南昌轨道集团的组织架构和发展历程 |
| 3.3 南昌轨道集团董事会运行机制的现状及分析 |
| 3.3.1 国有企业董事会运行机制的现状 |
| 3.3.2 国有企业董事会机制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
| 3.3.3 南昌轨道集团董事会运行机制的现状 |
| 3.3.4 南昌轨道集团董事会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
| 3.4 南昌轨道集团董事会运行机制与先进地铁同行相比存在的差异 |
| 3.4.1 香港地铁董事会运行机制 |
| 3.4.2 新加坡地铁董事会运行机制 |
| 3.4.3 武汉、广州地铁公司董事会运行机制 |
| 3.4.4 香港地铁和新加坡地铁董事会治理的分析 |
| 3.4.5 武汉、广州地铁公司董事会运行机制的分析 |
| 3.4.6 与香港地铁、新加坡地铁相比较存在的差异 |
| 3.4.7 与国内地铁公司相比较存在的差异 |
| 第4章 优化南昌轨道集团董事会运行机制的思路 |
| 4.1 探索董事会建设与党建工作相结合的新方式 |
| 4.1.1 董事会运行机制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
| 4.1.2 发挥党在董事会机制建设中思想政治优势的作用 |
| 4.2 确立董事会机制建设的目标 |
| 4.2.1 综合型的治理结构 |
| 4.2.2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 |
| 4.2.3 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运行机制 |
| 4.3 正确处理董事会和相关管理层的相互关系 |
| 4.3.1 董事会和国资委的关系 |
| 4.3.2 董事会和党委的关系 |
| 4.3.3 董事会与经理层、监事会的关系 |
| 4.4 健全和完善董事会运行机制 |
| 4.4.1 搭建科学、合理、高效的运作结构平台 |
| 4.4.2 建立董事保障机制 |
| 4.4.3 健全董事选拔培养考核激励约束机制 |
| 4.4.4 完善董事会议事机制 |
| 4.4.5 建立董事调查研究机制 |
| 第5章 结论和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我国国有企业的效率分析与改革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 |
| 1.3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国外文献综述 |
| 1.4.2 国内文献综述 |
| 1.4.3 文献述评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效率的相关概念与理论 |
| 2.1 国有企业的相关概念 |
| 2.1.1 国有企业 |
| 2.1.2 国有企业的分类 |
| 2.1.3 国有企业的效率 |
| 2.2 用于研究国有企业效率的相关理论 |
| 2.3 影响国有企业效率的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
| 2.3.1 产权理论 |
| 2.3.2 委托代理理论 |
| 2.3.3 软预算约束理论 |
| 2.3.4 利益相关者与三重底线理论 |
| 2.3.5 政策性负担理论 |
| 2.3.6 过度投资理论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的经营现状与效率评价 |
| 3.1 国有企业的历史沿革 |
| 3.2 国有企业的经营现状 |
| 3.2.1 总资产贡献率分析 |
| 3.2.2 权益净利率分析 |
| 3.3 国有企业的效率评价 |
| 3.3.1 关于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的评价 |
| 3.3.2 国有企业效率损失及其原因分析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1 国有工业企业的过度投资检验 |
| 4.1.1 变量与数据的选取 |
| 4.1.2 过度投资模型 |
| 4.1.3 过度投资分析 |
| 4.2 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技术效率比较分析 |
| 4.2.1 变量与数据的选取 |
| 4.2.2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 |
| 4.2.3 技术效率分析 |
| 4.3 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综合效率比较分析 |
| 4.3.1 变量与数据的选取 |
| 4.3.2 总产出函数模型 |
| 4.3.3 总产出函数模型分析 |
| 4.3.4 总资产贡献率模型 |
| 4.3.5 总资产贡献率模型分析 |
| 第五章 国际比较及经验教训 |
| 5.1 美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分析 |
| 5.1.1 美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背景 |
| 5.1.2 美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措施 |
| 5.2 日本国有企业的改革分析 |
| 5.2.1 日本国有企业的改革背景 |
| 5.2.2 日本国有企业的改革措施 |
| 5.3 英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分析 |
| 5.3.1 英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背景 |
| 5.3.2 英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措施 |
| 5.4 俄罗斯国有企业的改革分析 |
| 5.4.1 俄罗斯国有企业的改革背景 |
| 5.4.2 俄罗斯国有企业的改革措施 |
| 5.5 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比较及经验教训 |
| 5.5.1 管理体制-借鉴美国国会的立法监管与系统工程承包方式 |
| 5.5.2 信息披露-借鉴美国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制度 |
| 5.5.3 有规划性的分类循序改革-借鉴日本的多元化分类改革 |
| 5.5.4 混合所有制改革-借鉴英国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5.5.5 兼顾改革力度与社会承受度-借鉴俄罗斯的改革经验 |
| 第六章 我国提高国企效率的深改路径与创新思路 |
| 6.1 国有企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1.1 化解产能过剩 |
| 6.1.2 推动去杠杆 |
| 6.1.3 减本增效 |
| 6.1.4 治理僵尸企业 |
| 6.2 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6.2.1 分类推进,一企一策 |
| 6.2.2 员工与管理层持股 |
| 6.2.3 并购重组,推动上市 |
| 6.3 国有企业的治理机构完善 |
| 6.3.1 规避内部人控制 |
| 6.3.2 探索职业经理人制度 |
| 6.4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构建与国有资产证券化 |
| 6.4.1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完善 |
| 6.4.2 国有资产证券化 |
| 6.5 国有企业“走出去”战略 |
| 6.5.1 境外投资风险和投资管理体制的完善 |
| 6.5.2 境外投资服务体制的构建和金融政策的支持 |
| 6.5.3 “走出去”战略与坚持社会主义经济方向并行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5）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学科视角：代表问题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
| 二、选题意义：丰富和深化中共制度史与人物史的研究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主要文献史料 |
| 一、概念界定 |
| 二、主要文献史料 |
| 第三节 学术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学术研究过程的概述 |
| 二、关于学术研究内容的概述 |
| 三、评价：关于学术研究的问题与不足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重点、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代表制度的初步确立 |
| 一、做始也简：早期党组织的建立与一大的筹备 |
| 二、星星之火：一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与结构 |
| 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大代表的开创性履职实践 |
| 四、制度发轫：二大党章首次规定代表人数由中央委员会确定 |
| 五、结构变化：二大代表中开始出现工人身份的代表 |
| 六、角色多元：二大代表承担的职能开始丰富化 |
| 第二节 三大、四大：代表制度建设与履职实践情况 |
| 一、代表制度内容开始具体化 |
| 二、选举代表方式的采用与代表结构的多元化 |
| 三、代表议事中的思想分歧与代表培训的萌芽 |
| 第三节 五大、六大：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代表制度的坚守 |
| 一、背景：党的建设加强与代表大会制度的继续完善 |
| 二、代表制度内容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
| 三、代表队伍的壮大与代表结构导向的变化 |
| 四、从迷茫到反思：大革命失败对代表履职尽责的影响 |
| 第四节 七大前后：关于代表问题的自主探索与实践 |
| 一、革命形势变化与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发挥 |
| 二、中国共产党对代表制度的自主探索与完善 |
| 三、七大代表的产生过程与全面审查 |
| 四、“小长征”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后代表制度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九月决议”与恢复、扩大党内民主生活 |
| 二、“两个国会”论开启了代表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
| 三、自下探索：地方党代表大会的实践及其意义 |
| 四、八大“预演”：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
| 第二节 八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发展与实践具有开创性 |
| 一、全面执政条件下代表产生机制的巩固与完善 |
| 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施及其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三、代表的结构特点——党员干部超八成 |
| 四、代表履职展现积极、热烈、民主的良好会风 |
| 五、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代表制度式微 |
| 第三节 九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 |
| 一、九大代表推选偏离正确轨道 |
| 二、十大代表推选工作继续错误路线 |
| 三、九大、十大代表履职行为存在偏差 |
| 四、九大、十大：代表制度的根基尚存 |
| 五、十一大对代表制度初步恢复 |
| 六、对九大至十一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反思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思想与理论的拨乱反正 |
| 二、党内政治生活逐步正常化与规范化 |
| 三、党的建设：从“整党”到“从严治党”,再到“新的伟大工程”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具体内容及过程 |
| 一、党代表大会制度的规范化建设与发展 |
| 二、代表制度的恢复与发展 |
| 三、党内选举制度的完善及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第三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产生 |
| 一、代表先进性的标准衍变 |
| 二、取消候补代表的制度设计,设置特邀代表 |
| 三、代表的产生时间和选举单位 |
| 四、选举代表的程序与方式 |
| 五、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 |
| 六、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人员结构及审查内容 |
| 第四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结构分析及其特点 |
| 一、代表分配名额和人数每次递增 |
| 二、从代表结构变化看党内民主的发展 |
| 第五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取消大会发言,开启代表分组讨论的议事模式 |
| 二、代表“议政”的主要内容 |
| 三、差额选举方式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四、代表履职行为的开放程度取得突破性进展 |
| 第四章 十六大以来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世纪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及其影响 |
|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代表制度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
| 二、“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强化了对代表履职的激励 |
| 三、党的建设“主线”推动了代表制度建设与实践取得历史性突破 |
| 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指明了代表问题完善与发展的新方向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
| 一、扩大的市、县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对代表制度建设的探索 |
| 二、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对代表履职制度的丰富 |
| 三、代表制度“独立成规”——代表任期制的建立和实施 |
| 四、代表制度建设继续深化——代表提案制的提出与实施 |
| 第三节 代表选举工作的突破与创新 |
| 一、代表条件与时俱进 |
| 二、代表产生程序更加规范 |
| 三、十八大：代表选举首次引入差额公示 |
| 四、十九大：全面从严的代表资格审查 |
| 五、十九大：中央领导人提名参选单位原则变化 |
| 第四节 十六大至十九大代表结构比较 |
| 一、代表人数继续增加 |
| 二、代表选举单位的变化 |
| 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人员结构 |
| 四、代表中出现新的社会阶层的党员 |
| 五、代表身份构成个案剖析——以十八大代表为例 |
| 六、代表结构的多角度多层次剖析 |
| 第五节 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后代表的基本履职历程 |
| 二、会议期间代表团讨论环节逐步面向媒体开放 |
| 三、十九大：首次设置“党代表通道” |
| 第五章 关于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思考 |
| 第一节 代表问题的本质属性 |
| 一、从功能定位看,代表问题属基础性问题 |
| 二、从历史进程看,代表问题属长期性问题 |
| 三、从制度建构看,代表问题属稳定型问题 |
| 第二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基本遵循 |
| 一、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 |
| 二、以新时代党建总要求为指导 |
| 三、以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要求为动力 |
| 四、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 |
| 第三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路径选择 |
| 一、保持代表名额、结构的基本固定 |
| 二、更加突出对代表的政治素质要求 |
| 三、代表直选不适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
| 四、推进代表提案制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层面的实践 |
| 五、基层一线代表培训工作应纳入中央统一部署 |
| 六、建立代表联络工作机构,健全完善配套工作制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大事记 |
| 附录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 |
| 附录3 八大代表选举情况汇总 |
| 表格索引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6）行政法视角下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概述 |
| （一）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历史变迁 |
| （二）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行政法属性 |
| 二、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 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的典型案例分析 |
| （二）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的问题梳理 |
| （三）企业国有资产监管问题的原因审视 |
| 三、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完善建议 |
| （一）明确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权力清单 |
| （二）建立健全企业国有资产重大决策程序 |
| （三）将企业国有资产流失行为纳入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 |
| （四）将企业国有资产状况纳入政府信息主动公开范围 |
| （五）保障人大监督、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监督效果 |
| （六）加强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人员能力建设 |
| （七）落实《监察法》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7）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 ——以平顶山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资源型城市的相关概念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五、文章结构和观点 |
| 第一章 比较优势理论与产业聚集理论 |
| 第一节 比较优势理论 |
|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二、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 |
| 第二节 产业聚集理论 |
| 一、产业聚集理论历史沿革 |
| 二、产业聚集的定义及相关概念 |
| 第三节 比较优势理论与产业聚集理论的关系 |
| 一、比较优势与产业聚集高度相关 |
| 二、产业聚集是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比较优势理论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资源型城市的比较优势 |
| 一、资源型城市的比较优势和劣势 |
| 二、如何发挥资源型城市的比较优势 |
| 第二节 资源诅咒与比较优势陷阱 |
| 一、资源诅咒 |
| 二、比较优势陷阱 |
| 三、解决问题的途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产业集聚形成的过程是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过程 |
| 第一节 产业集聚的原因及发展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 |
| 一、产业集聚的原因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 |
| 二、产业集聚发展过程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 |
| 第二节 产业集聚的动力机制 |
| 一、动力机制 |
| 二、产业集聚的升级和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平顶山市支柱企业平煤神马集团及其经济转型 |
| 第一节 企业集团 |
| 一、企业集团的出现及其问题 |
| 二、企业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建设 |
| 第二节 平煤神马集团的基本状况 |
| 一、平煤神马集团的组建 |
| 二、以煤为基础的比较优势 |
| 三、避免落入比较优势陷阱 |
| 第三节 平煤神马集团的转型 |
| 一、持续深化改革 |
| 二、承担经济与社会责任 |
| 三、以科学方式打造核心竞争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平顶山市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
| 第一节 政府的职能 |
| 一、政府的一般职能 |
| 二、政府的经济职能 |
| 第二节 政府间的博弈 |
| 一、博弈理论 |
| 二、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博弈 |
| 三、同级政府之间的博弈 |
| 第三节 平顶山市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措施 |
| 一、摆脱资源依赖是发展的新起点 |
| 二、拉动经济增长的方法 |
| 三、平顶山经济增长的成就及原因 |
| 第四节 政府推动经济方式的转型 |
| 一、理性认识经济的现状 |
| 二、推动经济转型的措施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发展多核共生可替代的产业集聚 |
| 第一节 产业集聚的核心带动机制 |
| 一、产业集聚由重要的核心起聚集作用 |
| 二、多核形成的机制 |
| 三、多核共生可替代的产业集聚模式的支持理论 |
| 第二节 平顶山产业的多核布局 |
| 一、国家主导的产业布局 |
| 二、地方政府推动的产业布局 |
| 第三节 平顶山的产业集聚区 |
| 一、平顶山市产业集聚区总体情况 |
| 二、平顶山煤炭产业集聚区衰落的案例 |
| 三、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方向 |
| 本章小结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含译着) |
| 二、中文期刊文章 |
| 三、政府文件 |
| 四、英文资料 |
| 附录 区域产业中心形成与区域产业转型的模型推导 |
| 图表索引 |
| 一、表 |
| 二、图 |
| 致谢 |
（8）国企改革进程中工人与企业关系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工人与企业关系：国企改革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问题 |
| 1.2.2 国企改革进程中工人与企业关系的变迁研究 |
| 1.2.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实证个案及研究方法 |
| 1.3.1 个案简介 |
| 1.3.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框架 |
| 第2章 工人与企业关系的分析框架和概念界定 |
| 2.1 工人与企业关系的分析框架：个人与组织关系研究 |
| 2.1.1 个人与组织关系研究 |
| 2.1.2 个人与组织关系的涵义 |
| 2.2 工人与企业关系的概念界定 |
| 2.2.1 企业与国有企业 |
| 2.2.2 工人与企业关系 |
| 2.3 小结与思考 |
| 第3章 国有企业与单位共同体 |
| 3.1 现代社会与“共同体”研究 |
| 3.1.1 共同体的涵义 |
| 3.1.2 共同体与企业 |
| 3.2 作为“单位共同体”的国有企业 |
| 3.2.1 国有企业的单位研究语境 |
| 3.2.2 国有企业研究 |
| 3.2.3 国有企业与“单位共同体” |
| 3.2.4 国企“单位共同体”的衰落 |
| 3.3 国企共同体转换对工人与企业关系的影响 |
| 3.4 小结与思考 |
| 第4章 单位共同体中的工人与企业关系 |
| 4.1 构建单位共同体：Y企业的成立 |
| 4.2 国企“单位共同体”及其工人 |
| 4.2.1“城中之城”的空间和组织结构 |
| 4.2.2 动员——分配主导下的制度体系 |
| 4.2.3 作为“生活共同体”的国有企业 |
| 4.3 单位共同体中的工人与企业关系 |
| 4.3.1 复数单位人的形成 |
| 4.3.2“单位共同体”中的动员、控制与分配 |
| 4.4 小结：单位社会时期国企工人与企业关系的性质与特征 |
| 第5章 国企改革进程中工人与企业关系的变迁 |
| 5.1 社会转型与国企改革 |
| 5.2 变革中的Y企业及其工人 |
| 5.2.1 从“单位”到“现代企业 |
| 5.2.2 企业福利体系的变迁 |
| 5.2.3 重塑劳动控制 |
| 5.2.4 工人群体的身份转换与内部分化 |
| 5.3 工人与企业关系的性状 |
| 5.3.1 职业身份与劳动关系 |
| 5.3.2 利益依赖的延续 |
| 5.3.3 被限定了的组织参与 |
| 5.3.4 组织认同弱化 |
| 5.4 国企改革进程中工人与企业关系的性状与特征 |
| 第6章 国企工人与企业关系变迁轨迹及衍生的问题 |
| 6.1 国企工人与企业关系变迁的轨迹 |
| 6.1.1 单位对个人动员与控制模式的变动 |
| 6.1.2“复数单位人”依赖体系的消解与变异 |
| 6.1.3 组织绩效主义背景下个人与组织的矛盾紧张 |
| 6.2 工人与企业关系变迁衍生的问题 |
| 6.2.1 工人权利式微 |
| 6.2.2 组织内的不平等 |
| 6.2.3 利益表达与处理机制的滞后与残缺 |
| 6.2.4 组织归属感低落 |
| 6.3 透视关系变迁：国企绩效及工人阶层的处境 |
| 6.3.1 组织治理混乱与国企的绩效低落 |
| 6.3.2 绩效追求与绩效主义 |
| 6.3.3 工业国企内部工人群体的变迁 |
| 第7章 工人与企业关系变迁的影响因素与协调策略 |
| 7.1 影响国企工人与企业关系变迁的社会因素 |
| 7.1.1 国家与国有企业 |
| 7.1.2 国企的市场适应 |
| 7.1.3 国企的文化与道德 |
| 7.2 国企工人与企业关系的协调 |
| 7.2.1 协调个人与组织关系的策略 |
| 7.2.2 国企工人与企业关系的协调 |
| 第8章 讨论与结语：从关系变迁到国企发展 |
| 8.1 国企与现代企业制度 |
| 8.1.1 现代企业制度 |
| 8.1.2 国企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
| 8.2“单位共同体”与国企“新共同体” |
| 8.2.1 共同体转换的危机 |
| 8.2.2 国企“新共同体”的可能 |
| 8.2.3 国企“新共同体”的建构 |
| 8.3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相关学术成果 |
（9）EVA对中央企业R&D活动治理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目的和方法 |
| 1.3 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4 研究创新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2 文献综述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R＆D活动现状分析 |
| 3.1 我国R＆D活动的总体情况 |
| 3.2 我国R＆D活动的投入方向 |
| 3.3 我国R＆D活动的经费来源和执行主体 |
| 3.4 中央企业R＆D活动开展情况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EVA考核背景及对企业R＆D活动治理的分析 |
| 4.1 中央企业实施EVA考核的背景 |
| 4.2 激励对创新主体效用函数的影响 |
| 4.3 EVA考核对R＆D活动代理问题治理的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EVA对企业R＆D活动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5.2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5.3 模型设计与变量选择 |
| 5.4 实证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EVA对企业R＆D活动经济后果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6.2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6.3 模型设计与变量解释 |
| 6.4 实证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中央国有企业重组的国际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4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关于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 2.1.2 关于国际竞争力的相关理论 |
| 2.1.3 关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体系 |
| 2.1.4 关于企业重组的相关理论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1 国际竞争力相关理论研究 |
| 2.2.2 企业重组相关理论研究 |
| 2.2.3 中央企业重组相关理论研究 |
| 第3章 企业重组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相关理论 |
| 3.1 中央国有企业重组与国际竞争力理论 |
| 3.1.1 中央企业的内涵 |
| 3.1.2 中央企业的性质和地位 |
| 3.2 增强中央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性 |
| 3.3 重组是提升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途径 |
| 3.4 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4.1 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
| 3.4.2 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指标层的解释说明 |
| 3.5 基于中央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钻石模型 |
| 3.5.1 构建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模型 |
| 3.5.2 中央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钻石模型的内涵 |
| 第4章 中央企业的发展现状和重组历程 |
| 4.1 中央企业的发展现状 |
| 4.1.1 规模总量 |
| 4.1.2 发展速度 |
| 4.1.3 经济地位 |
| 4.1.4 运营效益 |
| 4.1.5 行业布局 |
| 4.2 中央企业并购重组的历史沿革 |
| 4.2.1 起步阶段(2003 年—2010年) |
| 4.2.2 发展阶段(2010年—2013年) |
| 4.2.3 深化阶段(2013年至今) |
| 4.3 中央企业重组的主要模式 |
| 4.3.1 横向联合 |
| 4.3.2 纵向联合 |
| 4.3.3 混合重组 |
| 4.3.4 海外并购 |
| 4.4 中央企业重组的主要成效与问题 |
| 4.4.1 主要成效 |
| 4.4.2 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5章 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
| 5.1 世界500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现状分析 |
| 5.1.1 世界500强企业概述 |
| 5.1.2 我国中央企业在世界500强的地位 |
| 5.2 中国央企与世界500强的比较分析 |
| 5.2.1 中国央企与世界500强的多维度比较 |
| 5.2.2 中央企业国际化的成就与差距 |
| 第6章 中央企业重组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实证分析和案例研究 |
| 6.1 基于AHP方法的实证分析 |
| 6.1.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6.1.2 实证分析过程 |
| 6.2 中央企业重组案例分析 |
| 6.2.1 横向并购：南北车强强联合 |
| 6.2.2 纵向并购：中粮集团的“全产业链”蓝图 |
| 6.2.3 混合并购：华润集团的多元化经营 |
| 第7章 国外大型企业并购重组的比较与借鉴 |
| 7.1 世界五次企业并购重组的浪潮 |
| 7.1.1 第一次并购浪潮：横向为主的并购 |
| 7.1.2 第二次并购浪潮：纵向为主的并购 |
| 7.1.3 第三次并购浪潮：混合为主的并购 |
| 7.1.4 第四次并购浪潮：金融杠杆为主的并购 |
| 7.1.5 第五次并购浪潮：跨国为主的并购 |
| 7.2 美国和日本的大企业成长模式 |
| 7.2.1 美国的企业并购重组 |
| 7.2.2 日本的企业并购重组 |
| 7.3 比较与借鉴 |
| 第8章 提高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与建议 |
| 8.1 外部环境提升策略 |
| 8.1.1 加快产业升级,推动央企战略转型新飞跃 |
| 8.1.2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构筑央企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 |
| 8.2 内部环境提升策略 |
| 8.2.1 通过行业重组加速产业升级,提升中央企业发展活力 |
| 8.2.2 推进企业管理创新,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 |
| 8.2.3 大力推行科技创新,提升中央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
| 8.2.4 打造国际知名品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
| 参考文献 |
| 附表1; 2003年-2015年央企国内重组概况 |
| 附表2:中央企业海外并购概况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李荣融勾勒2004年国资委国企改革蓝图（论文参考文献）
- [1]市场决定论下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路径辨识与抉择[J]. 孙晋. 经济法论丛, 2020(02)
- [2]竞争中性视角下国有企业适用反垄断法研究[D]. 王帅. 兰州大学, 2020(01)
- [3]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运行机制的优化研究[D]. 骆侣环.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4)
- [4]我国国有企业的效率分析与改革思考[D]. 李勇. 福州大学, 2018(03)
- [5]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D]. 王明科.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6]行政法视角下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D]. 马社青.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7)
- [7]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 ——以平顶山市为例[D]. 赵永宏.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8]国企改革进程中工人与企业关系变迁研究[D]. 汤道化. 吉林大学, 2017(09)
- [9]EVA对中央企业R&D活动治理的研究[D]. 张海. 中央财经大学, 2017(07)
- [10]中央国有企业重组的国际竞争力研究[D]. 高玉婷. 辽宁大学, 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