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医疗保险与医药卫生互动改革和协调发展的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刘晓波[1]（2021）在《十八大以来我国“三医联动”改革研究》文中提出“三医联动”就是实现我国医疗、医保和医药三个领域的改革联动,即用改革的办法实现集医疗体制、医保体制、医药体制的联动,打造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三医联动”改革的推进在不同的会议上都被提及,无论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举行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还是在各医疗相关部委组织的医改会议上,均提到我国医疗改革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三医联动”的协调推进。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的宣告胜利,人民实现了从温饱的基本需要向对于健康生活的需求在不断地提高,这就与当下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不完善不相适应,因而迫切要求国家对于医疗改革的完善,以满足于人民群众对于享受高质量健康服务的社会需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持续推进“三医联动”,实现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注重深化公立医院体制改革,规范现代化医院管理制度的建设。此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协调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同时国务院又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从国家层面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健康中国建设理念。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医疗体制、医保体制和医药体制于一体,且具有联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健康中国建设理念的践行,我国“三医联动”改革的方向就变的更加明确,即实现医疗体制、医保体制和医药体制改革的共同发力,实现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的完整构建。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健康中国战略从党中央的提出以及从政府层面对于健康中国行动的践行,“三医联动”改革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一招。作为我国新医改的主要改革方略,从医疗改革、医保改革和医药改革各个领域的改革内容和成效以及其联动的内容和成效来分析“三医联动”改革举措推行的必要,这不仅对于国家整体医疗卫生体系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而且还对于解决医疗改革这一难题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式的解决办法。
张莉[2]（2021）在《吉林省基层卫生机构就诊患者忠诚状况、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患者忠诚是指患者对某一特定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存在的情感偏爱及重复购买行为。培育忠诚的患者不仅有助于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经济效益、服务质量和市场竞争力,而且有助于提高患者对机构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以及促进患者健康结局的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开展对于提高居民就医公平,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推动分级诊疗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如何吸引并留住更多的患者,与患者建立一种持久、牢固的关系,建立患者对机构的忠诚,从而引导居民合理利用医疗卫生服务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当前需要思考的问题。目的:本研究通过横断面调查,了解患者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忠诚现状,基于社会生态学理论模型分析个体（人口社会学特征、健康素养、感知价值、满意度和信任）、组织机构（机构的举办主体、机构辖区每万服务人口的业务用房面积、药品种类、人力资源配置、培训情况、患者参与的服务提供、服务质量、）以及政策环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社会支持）三方面因素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就诊患者忠诚的影响;以刺激-有机体-反应模型（Stimulus-Organism-Response,S-O-R）为理论框架,构建内部刺激（患者健康素养）、组织机构刺激（患者感知参与、患者感知服务质量）、政策环境刺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社会支持）以及情感有机体（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信任）在影响患者忠诚中的作用路径;探讨患者忠诚对基层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从而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建立患者忠诚培育机制,提高患者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参考。方法:本研究采用定量调查和定性访谈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定量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第一阶段:综合考虑吉林省各市州经济发展和地理位置分布等因素,在吉林省选取4个市州;第二阶段:每个市州中随机选取2个区/县级市/县;第三阶段:每个区/县级市/县由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家根据基层卫生机构门诊量立意抽取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个乡镇卫生院,全省共计选取16个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第四阶段:由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生调查员于2019年8月到9月在抽中的每所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对就诊患者进行面对面询问,并由调查员进行电子问卷填写。定量研究的调查对象为16家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以及在所选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就诊的1225名患者。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①机构调查的内容:机构举办主体、业务用房面积、辖区服务人口数、药品种类、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护士数、机构卫生技术人员年龄、机构卫生技术人员学历、接受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人数;接受社区护士岗位培训人数、家庭医生签约总人口数以及家庭医生团队数量;②患者问卷调查内容:调查对象的人口社会学特征、健康素养、患者感知参与、感知服务质量、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信任、患者忠诚、社会支持、患者基层卫生服务利用以及是否签约家庭医生等信息。本研究使用IBM SPSS24.0及Amos21.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单因素t检验、多因素回归分析、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及多群组路径分析模型等。定性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于2019年8月,选取22名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就诊的患者和27名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工作的医疗卫生服务人员为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对访谈中的录音和笔录资料手工转为文字形式,以Word文档进行保存,然后采用主题框架分析法对定性资料进行分析。结果:（1）吉林省基层卫生机构就诊患者忠诚的总体评分为3.30±0.96分（得分范围为1-5分）,其中口碑宣传意愿评分为3.45±1.08分,高于推荐意愿（3.38±1.08）、再诊意愿（3.33±1.12）及首诊意愿（3.06±1.14）。（2）个体因素对患者忠诚的影响分析表明:已婚患者（3.33±0.97）的忠诚得分高于未婚/离婚/丧偶患者（3.19±0.89）（P<0.05）。自评健康状况较差患者（3.49±0.93）的忠诚得分高于健康状况好（3.24±0.98）的患者和健康状况一般（3.18±0.94）的患者（P<0.05）。患者健康素养（B=0.681）、感知价值（B=0.695）、满意度（B=0.840）以及信任（B=0.499）的评分越高,患者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忠诚得分越高（P<0.001）。（3）组织机构因素对患者忠诚的影响分析表明:在举办主体为公立医院的基层卫生机构就诊患者（3.42±0.92）的忠诚得分高于在举办主体为政府的机构就诊患者（3.25±0.98）（P<0.05）。在药品种类相对较多（≥240）机构就诊患者（3.42±0.95）的忠诚得分高于在药品种类相对较少（<240）机构就诊患者（3.25±0.96）（P<0.05）。在医生与护士比例<1的机构就诊患者（3.38±0.97）的忠诚得分高于在医生与护士比例≥1的机构就诊患者（3.22±0.94）（P<0.05）。在接受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医师数所占比例≥50%的机构就诊患者（3.50±0.95）的忠诚得分高于在接受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医师数所占比例<50%的机构就诊患者（3.25±0.95）（P<0.001）。患者感知参与（B=0.086）和感知服务质量（B=0.734）的评分越高,患者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忠诚得分越高（P<0.001）。（4）政策环境因素对患者忠诚的影响分析表明:签约家庭医生患者（3.47±0.99）的忠诚得分高于未签约家庭医生患者（3.04±0.86）（P<0.001）。在每个签约服务团队平均服务人口数<2000的机构就诊患者（3.38±0.97）的忠诚得分高于在每个签约服务团队平均服务人口数>2000的机构就诊患者（3.23±0.94）（P<0.05）。患者领悟到的社会支持越高,患者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忠诚得分越高（B=0.027,P<0.001）。（5）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信任在患者健康素养影响患者忠诚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2409（95%CI=[0.1776,0.3071]）/0.2990（95%CI=[0.2315,0.3702]）/0.1798（95%CI=[0.1187,0.2430]）。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和患者信任在患者健康素养影响患者忠诚中发挥着链式中介效应。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调节了患者健康素养对患者忠诚的直接效应、以患者感知价值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以患者满意度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以及以患者信任为中介的间接效应。多群组路径分析模型检验链式中介模型在签约和未签约群体中的差异性结果显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调节了路径“患者健康素养→患者信任→患者忠诚”（效应值差异为0.042,P<0.05）和路径“患者健康素养→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忠诚”（效应值差异为0.178,P<0.05）。（6）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信任在患者感知参与影响患者忠诚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0323（95%CI=[0.0226,0.0430]）/0.0369（95%CI=[0.0270,0.0479]）/0.0301（95%CI=[0.0202,0.0407]）。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和患者信任在患者感知参与影响患者忠诚中发挥着链式中介效应。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调节了患者感知参与对患者忠诚的直接效应、以患者感知价值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以患者满意度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以及以患者信任为中介的间接效应。多群组路径分析模型检验链式中介模型在签约和未签约群体中的差异性结果显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调节了路径“患者感知参与→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忠诚”。（效应值差异为0.030,P<0.001）。（7）患者感知价值/患者信任在患者感知服务质量影响患者忠诚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分别为 0.5066（95%CI=[0.3331,0.6838]）/0.2557（95%CI=[0.1548,0.3688]）;患者满意度在患者感知服务质量影响患者忠诚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6352（95%CI=[0.4778,0.8062]）。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和患者信任在患者感知服务质量影响患者忠诚中发挥着链式中介效应。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调节了患者感知服务质量通过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信任对患者忠诚的间接影响。多群组路径分析模型检验链式中介模型在签约和未签约群体中的差异性结果显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调节了路径“患者感知服务质量→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忠诚”。（效应值差异为0.245,P<0.05）。（8）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信任在患者社会支持影响患者忠诚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0061（95%CI=[0.0040,0.0085]）/0.0074（95%CI=[0.0051,0.0099]）/0.0037（95%CI=[0.0021,0.0055]）。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和患者信任在患者社会支持影响患者忠诚中发挥着链式中介效应。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调节了患者社会支持对患者忠诚的直接效应、以患者感知价值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以患者满意度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以及以患者信任为中介的间接效应。多群组路径分析模型检验链式中介模型在签约和未签约群体中的差异性结果显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调节了路径“患者社会支持→患者忠诚”（效应值差异为0.015,P<0.05）和路径“患者社会支持→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忠诚”（效应值差异为0.003,P<0.05）。（9）高忠诚得分患者将基层卫生服务机构作为常规卫生服务来源（OR=10.693）、去年一年来该机构就诊次数≥13次（OR=5.725）、在该机构持续就诊时间>1年（OR=1.818）、接受过预约服务（OR=2.997）、接受过随访服务（OR=2.900）、接受过转诊服务（OR=6.209）、接受过上门诊疗服务（OR=5.207）、接受过健康教育服务（OR=1.762）、接受过康复护理服务（OR=10.114）、接受过优先就诊服务（OR=17.372）、接受过用药长处方服务（OR=13.987）以及接受过免费测量血压血糖服务（OR=3.133）的比例高于低忠诚得分患者（P<0.05）。（10）定性访谈结果显示,影响基层卫生机构就诊患者行为意向的因素有个体因素（患者的固有就医观念）,组织机构因素（医生的年龄、医生的数量、医患之间的沟通交流、医疗卫生费用、药品供给、医疗技术水平、医疗卫生服务薄弱）以及政策环境因素（同伴支持、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患者和医疗卫生人员希望从政府加大财政支持,提高服务的宣传力度和服务态度,完善体检项目,建设专科特色科室,增加药品供给、提高报销比例,加强医疗团队建设、改善设施配置短板,强化医防结合工作以及基层与上级医院的纵向合作等多方面来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进而提高患者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行为意向。结论:（1）患者忠诚可以促进其对基层卫生服务的利用,并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作为常规医疗机构来源,但目前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就诊患者的忠诚得分尚处于中等水平。提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管理者应加强培养忠诚患者的意识,重点关注健康状况较差患者的忠诚状况,逐步培养其他患者忠诚。（2）随着患者健康素养、感知价值、满意度以及信任水平的提高,患者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忠诚越高。因此,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管理者应重视患者的健康素养、感知价值、满意度以及信任对患者忠诚的驱动作用,通过开展健康教育活动、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提供个性化服务等措施,提高患者的健康素养水平以及信任程度,强化患者对服务价值的感知以及对服务的满意程度。（3）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中药品种类、医生与护士的比例、接受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医师数所占比例以及全科医生的数量会影响患者对机构的忠诚情况,提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完善药品配置、加强护理以及全科医生的队伍建设,可以提高患者的忠诚。此外,随着患者感知参与以及感知服务质量水平的提高,患者对机构的忠诚越高。因此,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管理者应重视改善患者在就诊过程中的参与行为以及就诊体验,通过普及“医患共同决策”服务模式、关注患者医疗卫生需求等措施,提高患者的参与程度,强化患者对服务质量的感知。（4）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患者忠诚具有一定的影响,卫生服务管理人员应通过宣传激励引导政策提高居民的签约积极性和服务团队的工作积极性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进而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医患互动服务体系。（5）社会支持对患者忠诚具有积极正向的预测作用,提高患者家属和医疗卫生人员对就诊患者的支持度以及加强同伴情感互助支持可以强化患者对机构的忠诚。（6）本研究通过中介效应、调节效应、有调节的中介效应以及多群组路径分析模型等方法探讨了患者忠诚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以及患者忠诚对其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为患者忠诚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文献依据和实证基础。也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管理者了解患者就诊过程的认知心理和购买服务的内在驱动因素,培育忠诚患者策略、增强患者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提供了参考。
程显扬[3]（2020）在《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健康,不仅是关乎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更是关乎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因素。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健康良好的国民群体是任何国家实现发展与繁荣的坚固地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十九大报告中同样写明:“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更是在开篇即提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实现国民健康长寿,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样的,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的加快,国民对于健康的需求水平正在不断提升,对于健康需求的层次同样在持续上升且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健康服务业是21世纪的新兴医疗体系,通过革新医疗模式而构建的以健康为核心而非以疾病为核心的新型医疗体系,包括先进理念、前沿技术、标准培训认证和管理运营组成的覆盖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工程。正如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21世纪的医学是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发展;从重治疗向重预防发展;从针对病源的对抗治疗向整体治疗发展;从重视对病灶的改善向重视人体微生态的平衡改善发展;从群体治疗向个性化治疗发展;从生物治疗向身心综合治疗发展;从强调医生作用向重视病人（健康生活方式）作用发展。在医疗服务方面,则是以疾病为中心向以人的健康生命质量为中心发展,以延长生命绝对值向以延长有生产力的健康寿命和青春寿命发展等等。归根结底,就是医学服务的重心从“治已病”向“治未病”转移。以人民健康为研究对象与实践目标的健康医学,将是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也是新型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宏观环境的变革为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加快发展健康服务业,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改善民生福祉和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必然要求,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举措,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非凡意义。中国的健康服务业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因此,有必要对其的发展历史、发展现状与发展成就进行相对系统完整的梳理,在总结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重大机遇的基础上,科学分析影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同时结合国外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在当前的特殊背景下,尝试提出中国健康服务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与相关建议。首先,本文以两份关键性政府文件作为分界点,将中国健康服务业划分为初创发展阶段（1949—2013）、规划阶段（2013—2017）和快速发展阶段（2017至今）。借助最新的研究成果,从规模和分类两个角度对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简要叙述。同时,总结了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所取得的六大基本成就,即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产业路径逐渐清晰;医疗卫生服务覆盖面扩大,重心下沉渐成趋势;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产业链初步形成;商业健康险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融合发展纵深推进,幸福产业焕发活力;区域健康服务业高地初显,示范效应良好。并揭示了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所存在的五项基本问题,即医疗服务结构与总量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健康保险服务发展乏力且存在壁垒;健康服务业相关支撑产业缺少核心竞争力与政策保障;科技创新转化难且信息孤岛问题依然存在。其次,本文在充分考量中国的基本国情与健康服务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构建健康服务业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将国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人均个人现金卫生支出、14岁以下人口比重、65岁以上人口比重、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以及是否实施了新医改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上述各变量皆有利于推动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而且,收入水平、个人医疗消费支出、政策规划与人口老龄化对于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程度较大。在此基础上,结合各影响因素在中国的客观现实,针对经济发展水平、政策规划、人口年龄结构、城镇化水平、科技创新和疾病谱变化对于中国健康服务业产生影响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影响方式进行了深入说明。最后,本文系统论述了在外部不确定性增加的条件下,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前景,即后疫情时代防控常态化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契机,新基建与双循环格局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和人口老龄化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红利。并且,在对国际经验进行比较总结的基础上,从多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张昊[4]（2020）在《智慧养老视域下中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研究》文中提出人口老龄化与信息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两大重要趋势,日益增加的养老服务需求对当下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提出挑战。将以信息化、智能化等为支撑的智慧养老嵌入养老服务体系,既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客观需要,也是为迎合信息社会发展潮流和抓住推动社会治理水平的时代机遇。为此,本文聚焦如何在智慧养老视域下,运用智慧养老的理念、技术和智慧,提升我国现有养老服务模式的能力和水平问题,旨在从智慧养老角度为优化我国养老服务体系提供系统性的新思路和新路径。在问题定位上,智慧养老对于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传统养老模式具有创新模式意义,但是智慧养老并非脱离传统养老模式而单独存在。本文并未简单地将智慧养老视作一种新的养老服务模式加以界定,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新的观念能量、技术能量和智慧能量,将之注入传统养老模式之中,藉此借助信息化应对人口老龄化。同时,在智慧养老视域下探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不应仅局限于强调养老服务技术手段的变革,还应强调以人为本、需求导向、合作共赢理念以及敬老尊老的伦理哲学和文化意涵,更应在理念与技术、传统与现代等相融合的基础上系统施策。在这个意义上,智慧养老构成了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必要的条件和要素。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在理论上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路径。其一,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路径,也即构建出一种科学、理性和有效的养老服务体系,从而指导中观层面形成稳定和可靠的养老服务模式,促进相关养老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化运转。相对而言,西方发达国家更加倾向于这一路径,因为其养老人口规模相对有限、地域空间相对较小,而且人口老龄化进程是建立在坚实的工业化和信息化、稳定的社会保障和殷实的国民收入等基础上,是社会经济发展表现于人口结构上的自然结果,呈现出“有备而老”或“边富边老”的老龄化特征。对此,通过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路径更有利于发挥其优势和效能。其二,自下而上的模式转型路径,也即从中观实践角度,对传统养老服务模式的自发性转型历程进行经验提炼和推广,从而助推养老服务体系的迭代升级,完成养老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运行的过程。就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养老服务供需现状而言,一方面,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且不同地域、不同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能力、人口特质、养老传统都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另一方面,我国养老服务面临着诸如“计划生育”政策、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差异等衍生的政策性不利后果、资源配置不均衡、养老成本攀升等挑战,以及“未备而老”和“未富先老”的等结构性困局,缺乏西方国家应对和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具备的物质、体制、人才和技术等基础条件。因而,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优化更加适合通过中观层面的养老服务模式的整合升级,以自下而上的渐进性方式为主,推动养老服务体系的的优化。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关我国既有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单要素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多,研究深入度也较高。但是,从整体思路出发,聚焦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及其优化路径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同时,从研究角度看,对于养老服务过程中智慧养老问题的探讨,多是从技术角度对其实践应用情况的碎片化梳理,较少从内在逻辑、观念、技术、管理等综合角度进行系统性解读,对其理论基础、优化路径反思的研究少之又少。由此,本研究在梳理相关成果、总结已有研究观点的基础上,按照以下步骤对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展开研究:首先,在理论依据和分析框架部分,出于对我国现有养老服务模式在供给环节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之间的关系类型、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升级中的风险把控以及养老服务体系的理想愿景等问题的思考,综合利用供给理论、客户关系管理理论、渐进理论和合作治理理论的知识和方法,得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在充分回应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统合性的研究架构。其次,基于本文研究框架,对利用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现实基础和理论逻辑进行了系统梳理。一方面,从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实践变迁,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以及机构养老的运行现状及其不足出发,系统地认识和提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亟需升级的现实需求,从而厘清了通过智慧养老助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现实基础,亦即本文研究的现实关怀和出发点。另一方面,针对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现实基础,有针对性地讨论了智慧养老助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逻辑理路。从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角度看,智慧养老的功能可以概括为价值嵌入、技术赋能、交互增慧三个层面,在具体作用的发挥上包含“虚拟化”、“智能化”、“一体化”等三重逻辑。再次,在理论逻辑上辨明理想图景的基础上,本文从实践探索角度对智慧养老助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已有进展进行了总结,亦同时对本文理论分析框架进行了检验、呈现和细化。基于以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逻辑理路,本文选取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典型案例,分别对应我国处在实践前沿的三个养老服务体系的“智慧化”模式。通过展示不同的“智慧化”模式的运作过程与特色,对如何通过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理想愿景落地等,进行了实践梳理和系统呈现。此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厘清我国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现实需求、逻辑理路以及实践样态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梳理了国外智慧养老及其嵌入养老服务体系的实践做法,对国外智慧养老的“线上社区”“智能居家”以及“合作型科技助老”等三个主要实践模式进行了系统总结,从其制度基础、运作机制等方面出发,提炼了对我国有益的经验启示。总体而言,通过对需求与愿景、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外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探讨,可以发现智慧养老已成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一个系统性创新路径。通过价值嵌入、技术赋能和人人交互,智慧养老可以在虚拟化、智能化、一体化等方面助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提质增效。不过,智慧养老在优化养老服务体系进行功能设计时,需要注意克服客观的温度落差、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尚难突破的协同壁垒等潜在的障碍,走出常见的误区,并在其配套性制度和保障性机制的建立完善方面进行新的反思和探索。从长期发展看,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席卷的浪潮下,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已来。在此形势下,正确的改革姿态应当是迎难而上,破解智慧养老的现实梗阻,推进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不断迭代升级。
尹洲[5]（2020）在《重庆市医疗改革政策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强调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医疗政策作为公共政策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聚焦民生,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医疗政策改革的状况,反映在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方面,体现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医改政策的制定因牵扯到众多利益团体的切身利益,所以通过社会参与,才能够保障各方利益的表达和实现。社会参与制度的建设正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式。2015年3月31日重庆市发生了一起“医改群体性事件”。4月1日,重庆市卫计委、市物价局在面对民情抗议下应急叫停了实施仅7天的医改政策,重庆医改受挫。重庆市通过纠错机制总结经验教训,经过充分的前期准备于2017年重新推出新医改政策并取得了成功。本论文以此政策优化过程,通过运用政策过程、政策工具、参与式民主等理论,和案例研究、文献研究和对比研究等方法,揭示出过程中医改政策的决策缺乏公众的参与和对民意的回应,是导致重庆医改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表明医改政策与决策程序缺乏对公众利益的重视,反映了地方政府在决策上缺乏“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和意识,并且对公众的参与缺乏相应的制度作为保障。分析出社会参与民生政策过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现阶段在制度和机制上应完善对社会参与的保障,构建有利于政府治理的参与文化。通过探寻医改政策中民意表达的内在机制,反思和改善政府决策和回应机制,为政府构建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提供参考。本论文以重庆市医疗改革政策先受挫后成功的实证对比,梳理了重庆市医改的背景、做法和政策过程,剖析了案例中受挫的原因和成功的因素,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本论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陈述选题背景,阐明选题意义。厘清有关民生、民生政策、协商民主、社会参与等相关概念。第二部分,通过对我国医改概况和特征的研究总结,分析了重庆市医改的背景。第三部分,通过整理重庆市医改政策相关材料,详细描述了重庆市医改的目标、做法、问题及医改政策过程。第四部分,通过对比分析重庆市2015医改与2017新医改的政策过程,揭示了2015受挫和2017成功的关键性因素。第五部分,即是本文的启示章节,对于地方政府出台公共政策的建议。第六部分,对本文进行总结并提出研究展望。
刘琳[6]（2020）在《我国药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众所周知,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药品安全风险管理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近年来的重大药害事件频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药品安全正处在严峻的风险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有必要加强和改进药品安全监管能力。西方国家从上世纪初就开始对药品及其监管问题进行了研究,其针对某项具体监管方案或某项具体药害事件进行评价的较多,而从整体上对于药品安全事故的实质以及监管体制运行的内在机制等问题缺乏深入研究。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理论家开始关注药品安全监管问题,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的系统性深入性尚有不足,实证研究更是比较匮乏。基于此,本文在剖析当前我国药品产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础上,提出促进药品产业健康发展与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共同目标,借助风险社会治理理论,对药品产业及监管制度的发展现状与内在机理进行探究,进而从体制、机制、法制的层面对药品安全监管的路径进行探讨,最终就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层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是药品安全监管的基础理论。何谓“药品安全”?与其说是基于“安全”来界定内涵,不如说是围绕安全问题的根源——“风险”来诠释定义,即如何采取风险防控措施将药品风险降低至人们可接受的程度之内。可见,药品安全监管不仅包含许可、审批、退出、价格等经济性监管机制,还包括产品标准、质量、安全、权益保障等社会性监管机制。有效的药品安全监管制度的内涵是有关药品安全监管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其外延还包括明确的监管主体、科学的职权划分,以及良好的监管环境。基于此,笔者从药害典型事件、政府监测与检查数据、消费者认知三个层面,对药品安全态势开展实证考察,并得出药品市场需求和供给水平总体偏低,“大产业—弱监管”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多元药品安全风险交织并存的结论。第二章是药品安全监管的理论基础。药品安全问题涉及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基础理论,并非单一的法律问题。因此,研究药品安全问题应综合运用跨学科的方法与知识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与观察。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药品安全具有负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药品安全问题无法根治的原因在于利益的内在驱动,找准药品市场中各方利益均衡点并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提升才是药品安全治理的有效途径。从管理学角度来看,官僚制、新公共理论和治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药品安全治理组织体系构建模型,当前我国以官僚制为基础的药品安全治理组织结构正在向协调治理、整合治理、多中心治理发展,并着力打造一个相对完整的风险治理闭环。从法学角度来看,药品安全治理带有明显的经济法属性,既涉及到政府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以及不同企业内部之间的秩序调整,这提示了我们如何在尊重和发挥市场主体作用的基础上有限度地进行国家干预,同时激发社会参与活力,以确保社会整体利益的有效提升。第三章是我国药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现状及不足。就监管法律制度的静态框架而言,我国药品安全监管建立的是“以中央为主导,以地方为基础,省级以上单设药监,省级以下综合监管的分级管理体制”。监管权的配置呈现“统一、权威、高效”的新特征,同时面临着协调性不足、专业性弱化的可能。与此同时,国家逐步建立起以《药品管理法》为核心的药品安全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但基于法律的不完备性,立法层次不够高、部分概念不够明晰、法规体系不够完善、责任体系不够健全等难题仍待解决。就监管法律制度的动态运行而言,我国药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执行、适用、遵守和社会监督总体稳定并保持向好趋势。国家越来越重视药品安全监管工作,并更多地从风险治理角度来重新审视药品生命周期全过程的风险控制问题。具体到监管政策层面,中国初步具备了药品风险识别能力,建立起了较为科学的药品风险评估体系,基本建立起了覆盖药品全生命周期的监管体制,促进了药品风险信息的公开化。但由于中国医药产业规模较大,多小散乱的局面多年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药品生产经营和使用领域的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药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第四章是国外药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比较分析。美国、欧盟、英国、德国和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地区）代表,已构建起较为健全的监管体系和成熟的监管模式,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从纵向事权划分来看,日本、英国属于单一制国家,药品监管由中央专属行使;德国、美国属于联邦制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药品实行联合监管。从横向事权划分来看,美国、日本等国家药品监管表现为一元制模式,即药品监管部门负责药品的全过程、全环节监管;而英国、德国等国家药品监管则表现为多元制模式,除了药品监管部门以外,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等作为重要补充,共同参与对药品行业的监管。这对我国药品安全监管提供了很好的启示:我国现有监管机构的纵向设置更接近于双轨制,如何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职能,建立相应沟通协调机制,成为今后的改革方向;同时,现有的监管机构横向安排是属于多元制的模式,今后的改革方向应该是根据政府间横向事权和职能,科学调整机构设置,合理配置执法力量,对健康产品进行统一市场监管。第五章是药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变革。药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重塑,首要是厘清监管机构的设置及监管权的配置。在借鉴各地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之上,有必要树立统一市场监管理念,精简政府机构,理顺上下关系,打破“职责同构”。并且,科学设置部门内和部门间职责和事权,保证监管的公正性和相对独立性。在药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动态运行中,首先,科学立法是前提。这就要求我们在立法过程中既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增强法律法规的系统性,又要重视发挥立法对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推动作用。其次,严格执法是关键。这就要求在执法过程中建立健全事前预警制度、事中处置制度和事后应急制度,尽最大可能减少与药品相关风险。再次,公正司法是防线。这就要求在司法过程中建立相应的风险应对机制,对施害者分施以惩罚,同时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对受害者实现救济。最后,全民守法是基础。这就要求建立风险交流机制,为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协作、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共治体系奠定基础。最后一章是结语。目前,中国药品监管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如果将药品安全监管放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宏观背景下,放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中观环境下,放在多元微观主体的复杂诉求中,不难发现,计划时代遗留的“运动式”行政管理风格难以适应市场时代医药企业的百花齐放;药品生产经营与使用环节的“错位”对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目标的实现构成挑战;监管部门之间的政策冲突、药品供需方的利益分歧,并非药监部门的单一职权本身能够解决的。因此,要实现改革与法治的同步,建立有限、有效、有为的法治政府,需要从宏观、中观、微观环境中对监管权限及监管制度进行综合考量。进一步,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以更大的政治担当,加快构建统一权威的药品监管体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和探索:一是构建横向集中、纵向一致的监管体制。在纵向事权划分上,强化药品安全的中央集中监管力量,为药品安全的地方属地监管指引方向、开辟道路;落实药品安全的地方属地监管责任,让药品安全统一监管的政策在地方上生根开花。在横向事权划分上,按照“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实行统一监管,既体现执法的协调性,又保证高风险环节的专业化。二是构建效率和安全相平衡的监管法制。加强药品安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立法,及时修订现有法律法规,做到科学立法;设置权力清单,做到严格执法;保障合法权益,做到公正司法;加强诚信建设,实现全民守法。三是构建风险管理全覆盖的运行机制。这就需要以风险治理理念为指引,实现覆盖药品全生命周期的监管,处理好风险预警、风险干预与风险分担的关系,以及处理好风险交流与社会共治的关系。
黄华[7]（2020）在《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视域下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文中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本质要求。受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制度环境、自然地理条件等诸多因素影响,京津冀三地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环境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异较大、矛盾突出,有些方面甚至呈现出“断崖式”落差,是我国区域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的典型代表。如何促进京津冀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合力推进三地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环境等社会事业发展,已经成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中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学术界从哲学、经济学、管理学、财政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视角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以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为视角研究京津冀这一热点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成果则非常鲜见。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指导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行动;对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引和方法论指导意义。本文以社会公平为视角,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共享发展为价值导向,以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通过理论分析和现实论证,查阅大量参考文献和京津冀区域有关数据,充分论证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逻辑关系,以及实现均等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结合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历程,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的初步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在客观分析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测度和时空演变格局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约因素,为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思路与实现路径提供精准问题靶向。核心概念是论文展开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理论依据和现实价值是立论的重要根据。本文首先在阐释公共服务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和均等化的基础上,揭示了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具体实践。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理论探讨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形成了以“生产公平”“分配公平”“制度公平”为主要内容,以“历史性”“相对性”“人本性”为主要特征的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思想;经过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和苏联建设实践,社会主义由理想变成了现实,公平理论得到再次发展和丰富。在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积极借鉴苏联成功经验并认真吸取其失败教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形成了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本质内涵,以经济发展、共同富裕、制度正义为主要内容的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和丰富内涵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为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明了保障公平权利、促进社会公平、重视分配正义的价值导向,并为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中蕴含的公平、正义观点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同时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体实践,指导京津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新时代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深入认识和积极实践。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践行,也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破解制约因素,寻找求解路径是论题研究的原动力。本文在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辩证统一关系后,明确界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科学内涵和目标要求,系统回顾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历程,客观梳理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新进展,归纳总结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的问题,准确把握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难点,阐述存在着:地区间利益博弈未消失、重点领域立法尚待突破、法律位阶和效力尚不高、公众参与机制尚不健全、立法评估机制有待完善等权利和规则公平方面的问题;存在着跨区域政府协调和利益分享机制不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权力和资源配置不均衡、三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政收入差距明显等机会公平方面的问题,前瞻分析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举措。为深入把握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通过熵权法、综合指数得分和多元回归分析等实证方法,分析京津冀区域地级市层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在时间序列与空间格局演化情况。在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定性和定量分析后,论证经济发展不平衡、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城镇结构失衡、政策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制约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探寻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建议提供精准问题靶向。在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应然理论论证,并对其现状进行实然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提出京津冀基本公平服务均等化的路径选择和其构想,即以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为指导,第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享发展理念;第二,要加快京津冀区域经济和城乡经济发展,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根本途经;第三,要构建政府间利益共享“一体化”发展格局,政府顶层设计是推进京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组织保障;第四,加快完善京津冀协同立法机制、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体系,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法治体系是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治保障。第五,加强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等,进一步完善财政、户籍等配套政策的体制机制是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保障。第六,要推行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等重点区域先行先试,辐射带动周边城市群发展新模式,统筹协调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全领域”合作是兼顾效率与公平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均等化的秩序保证。总之,京津冀在地理区位上紧密相连、经济发展上彼此依赖、人文精神上相互融合,决定了京津冀作为密切联系的共同体,必须协同发展,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正是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本文通过论证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思想渊源、主要内容、特征及时代内涵,阐述其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逻辑关系,在论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问题和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均等化的构想,旨在为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有效途径和发展模式,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科学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陶思羽[8]（2020）在《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研究》文中指出【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在研判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形势环境和搭建其管理模式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围绕管理模式的关键组件分析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管理运行现状,建立一套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评价模型,为选取典型案例研究进行效果检验提供依据;探究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对医保方、医院方、医务人员方、患方四类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实证评估公立医院内部开展精细化管理模式的成效;分析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策略。【方法】1、文献计量分析法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和灰色文献的共词分析、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等界定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内涵,搭建本研究理论分析平台和框架。2、实证研究法（1）典型案例研究法。根据文献研究、专家咨询和现场调研,选取28家来自灰色文献的医保精细化管理典型医院和17家来自广东省广州市、福建省三明市、湖北省武汉市、枝江市、荆门市和四川省南充市现场调研的开展医保精细化管理的公立医院,收集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实践的相关制度文件、精细化管理措施、医保运行数据、智能审核数据、患者费用、医保管理资源配置等资料进行案例研究。（2）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75名医保科工作人员和1242名医务人员关于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感知、工作满意度等情况。（3）关键知情人访谈。通过文献研究、选题小组讨论、专家咨询等确定访谈提纲,访谈了来自17家公立医院的高层管理人员、医保科及相关职能科室的科主任和医保联络员共56人,内容涵盖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建设、对医保精细化管理的认识、管理成效、现存的问题及建议等。3、专家咨询法邀请对医院医保管理研究有丰富经验的学者、医保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及医院领导共30人召开专家咨询会,对公立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相关因素进行筛选和采集评分数据。4、分析方法利用文献计量分析、内容分析法等构建研究理论框架,界定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内涵。基于扎根理论的多案例分析法、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结果分析管理运行现状。基于多准则模糊评价法构建公立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评价模型,通过典型样本的纵向比较和典型样本与对照组的横向比较,论证公立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实施效果。【结果】1、界定了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的内涵是一种在精细化管理理念指导下建构起来,由符合新形势的医保管理职能定位、组织结构、医保管理流程、医保管理制度、医保管理工具组成的,具有稳定的内部结构和良好的运行机制的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管理系统,以高标准、高效果和高质量的实现医保精细化管理目标;并构建了内涵关键管理要素和逻辑关系的管理模式理论框架。2、梳理了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的运行现状,发现全国各地已有公立医院开展了一定的医保精细化管理实践探索,其中各院在组织结构、流程改造、管理制度建设、精细化管理工具应用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为本模型评价和模式优化等奠定基础。但是各自重点和方向不一,未建立起系统的院内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3、构建了一套公立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评价模型,说明了对于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而言管理理念、管理目标和管理人员可以看做是动因因素（R1=0.963;R4=0.502;R2=0.418）;组织构架、管理流程、管理制度、管理工具和运行机制可以看做是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的结果因素（R5=-0.823;R3=-0.532;R7=0.207;R8=0.198;R6=0.124）;从因素的中心度来说,管理理论、管理目标和管理人员是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中的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P4=24.039;P1=23.443;P2=22.619）。4、模型评价表明开展医保精细化管理,医院的医保基金风险发生概率和医保基金实际扣减金额从2015年1月到2019年7月的整体变化呈下降趋势,风险概率从30%下降至7%,医保基金实际扣减金额从2015年月度平均的186.71万元下降至2018年的77.11万元;医院DRGs组数从580组增长至689组,DRGs病组权重大于1的病例数持续上升、权重小于0.5的病例数下降,CMI值从0.83增长至0.99,时间消耗指数从1.1下降至0.94,费用消耗指数从1.05下降至0.87,低风险死亡率从0.31%下降至0.1%;院内的医保精细化管理对提高医务人员认识、满意度、行为规范有一定的积极影响（P<0.05）;有利于提高患者收益水平和就医满意度（P<0.05）。【结论】1、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的内涵是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的内涵,是指一种在精细化管理理念指导下建构起来,由符合新形势的医保管理职能定位、组织结构、医保管理流程、医保管理制度、医保管理工具组成的,具有稳定的内部结构和良好的运行机制的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管理系统,以高标准、高效果和高质量的实现医保精细化管理目标。2、公立医院医保管理面对复杂的新形势,院内医保管理需要明确作为医、保、患三方的沟通纽带,医保基金的守护者和医院发展的指挥棒的功能定位,建立精细化管理模式,才能更好的扬长避短、应对新形势的机遇与挑战。3、目前我国已有医院开展医保精细化管理实践探索,为建立起系统的院内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及测量评价奠定了基础。4、在构建的公立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评价工具及模式因素关系模型中,医保精细化管理理念、管理目标和管理人员可以看做是动因因素,其中管理理念因素对其他因素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管理人员、管理目标;组织构架、管理流程、管理制度、管理工具和运行机制可以看做是结果因素,其中管理流程因素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组织架构、管理工具;从因素的中心度来说,管理理论、管理目标和管理人员是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中的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5、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能促进医院医保基金风险防控,但目前在医保政策制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能促进医院学科能力发展;医保精细化管理能进一步规范医生行为,但还需要进一步改革运行机制以赢得医生认可和提高满意度;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能进一步保障患者权益,减轻患者疾病经济负担。6、当前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的构建中还存在忽视精细化管理理念、模式设计的系统性不完整、管理策略与公立医院社会目标和内部发展目标不一致、组织构架和部门沟通协调需进一步优化、缺乏全流程精细化管理等问题。【创新与不足】1、创新之处研究视角的创新:本研究从管理模式构建和优化的角度出发,关注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管理在形势复杂、机会与挑战并存的环境之下应满足实践需要和科学理论支持的管理模式发展。从精细化管理模式的关键组件的角度提出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优化策略。研究思路的创新:本文以精细化管理理论、激励相容理论、内部控制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现代组织理论等经典理论为依据,在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构建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理论框架,为开展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为研究内容和方法的确定提供了支撑。方法学的创新:本研究利用文献计量、文本分析法和质性研究法等分析专家咨询、关键知情人访谈结果,科学界定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内涵、搭建理论框架、总结运行现状和科学发现实践中的问题。利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搭建评价模型和管理成效分析。应用性的创新:本研究梳理和分析了目前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管理模式实践情况,构建了适应新形势的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管理新模式,为我国公立医院构建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提供了指导。2、不足之处在实证数据的收集方面,受各地不同医保政策、支付方式、地方财政实际水平的影响,各院所执行的医保政策、面对的医保防控风险和配套的信息化水平、信息系统存在差异,导致部分医院的比较存在差异。在研究的资料内容方面,所进行的医保数据量化分析基于可识别的风险,有些隐藏于深处的“隐形”风险无法识别并纳入分析。作为本研究分析证据的问卷调查和现场访谈是一种主观感知和判断,数据的客观性可能存在一定局限。另外,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影响,本研究在公立医院实地调研的样本范围和现场调研内容受到影响,虽然研究已通过大数据进行规避,但希望待疫情结束后通过继续调研提高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和全面性。
李宗明[9]（2020）在《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医疗改革不断深入,特别是198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医疗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医疗服务市场化效率大大提升,而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不公平,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疗纠纷案件层出不穷、各种“医闹”和暴力伤医事件频繁上演的社会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医患关系的密切关注和深刻反思。2009年实行新医改以后,医患关系虽然有所缓解,但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的状况并没改善,依然存在医患矛盾。我国当前多元复杂的医患矛盾,已成为各地政府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和推动卫生事业科学发展非常棘手的社会难题,阻碍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和经济社会繁荣稳定。基于此,在新时代背景下,继续研究医患关系制度模式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以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历史演进,利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演化博弈论等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演进中的制度主体在医患关系制度模式选择中的行为特征和制度困境,从而提出破解制度困境的对策建议,最终目标是完善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促进医患关系更加和谐。本文的医患关系是指医患双方在医疗活动中所形成的特殊的契约关系和委托代理关系,是医患双方利益主体的利益博弈关系,以及在一定制度约束和社会道德约束下保持的一种医患风险分担关系;医患关系模式是指政府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过程中的制度安排,用以规范医患双方医疗服务行为的一套管理制度、运行机制和法律规范体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管理制度统一由中央政府制定安排;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医疗市场化改革中,公立医院实行公司化运营,公益性减弱,虽然提升了医疗服务效率,但医疗资源配置却不公平,导致医患矛盾频发,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安全隐患。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制度模式中,政府起决定性作用,应承担相应的制度责任、法律责任、财政责任和监管责任。建国以来,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历史演进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形成三类医患关系模式:（1）计划经济时期和谐稳定的医患关系模式。我国医疗卫生制度单一,医患关系制度安排稳定,公立医院公益性突出,全民医疗保障水平低下,医患之间不存在经济利益冲突,医患关系比较和谐稳定。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医疗资源和医疗保障资金浪费严重,国家财政负担沉重,医患关系制度模式改革提上了日程。（2）改革开放至新医改前矛盾冲突的医患关系模式。随着医疗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公立医院实行公司化运营,医疗服务效率提升,但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患者医疗费用负担沉重,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逐渐突显,导致医患之间利益冲突加剧。中央政府在2009年又启动了新一轮的医患关系制度模式改革。（3）新医改以来多元复杂的医患关系模式。政府加大了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在注重医疗服务效率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增加公立医院公益性,试图改善公立医院医患关系。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形成了如浙江宁波的“宁波解法”、福建三明的“三医联动”以及广东省第三方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联合机制等,取得了一定成效,医患矛盾有所缓和,医疗服务质量有所提升。当前,在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演进过程中,存在医疗市场化改革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困境、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制度主体（地方政府、医疗群体、患者群体）演化博弈“囚徒”困境和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等制度困境。针对以上困境,制定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的优化路径:一是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克服“路径依赖”;二是建立医疗纠纷预防机制,妥善处理医疗纠纷;三是实行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合理化解医患矛盾;四是建立健全医疗责任保险机制,完善医疗服务体系;五是建立健全医疗法规制度,保障医患基本权益。本研究的创新之处:（1）研究视角具有创新性。本文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制度变迁,丰富了医患关系模式的研究。（2）理论运用具有创新性。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制度模式的历史演进,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医患关系制度模式演进的困境及其原因,深化了医患关系制度模式的研究,丰富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对经济学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通过对我国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的研究,其理论分析可为我国新时期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模式提供理论依据,其政策建议可为政府制定和谐医患关系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郑凤娟[10]（2020）在《新型城镇化与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来自山东省的检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议题,两者都强调以人为本,医疗均等化程度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之间也具有显着的相互影响作用。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的提高为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提供动力支持,而均等化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镇化发展程度和边界,两系统之间存在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因此本文以山东省为检验对象,选取2007-2018年为研究期间,对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研究,按照“相关内涵阐述—两系统相互作用机理研究—两系统发展水平测度—耦合协调关系存在性检验—耦合协调发展类型总结”的思路展开相关内容。首先,在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基本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构建相应指标系统,对山东省两系统发展水平进行客观评价,从宏观角度分析发现,山东省各地市城镇化水平绝对差异逐步拉开,但相对差异在逐步的缩小,未出现城镇化资源“洼地”,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绝对差距在变大,相对均衡状态未明显变动,两系统发展的时空演变规律不同,但均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增长动力不足、城乡发展不协同的问题。其次,运用灰色关联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检验两系统的灰色关联度和双向因果关系,进而验证了两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的存在性。再次,运用耦合协调度发展模型对两者互动协调发展状态进行评价,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发现,山东省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在分布上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在空间上呈现显着集聚,并呈现增强趋势,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则通过建立不同集聚类型,来实现对各地市耦合协调发展空间集聚特征的分类阐述。最后,按照自建的分类标准将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概括为互动萌芽型、互动成长型、良性互动型三类,在研究期间内,各地市发展速度和路径存在差异,山东东部沿海地区已成长为城镇化与均等化耦合协调发展的隆起带,不同发展路径反映出部分城市在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进程中起点低等问题;基于问题,提出具有可行性的政策建议,促进新型城镇化和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协同推进。
二、关于医疗保险与医药卫生互动改革和协调发展的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医疗保险与医药卫生互动改革和协调发展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十八大以来我国“三医联动”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一、十八大以来我国“三医联动”改革的背景 |
| (一)健康中国行动的提出 |
| (二)人民对于健康的需求 |
| (三)新医改的需要 |
| 二、十八大以来我国“三医联动”改革的内容 |
| (一)医疗体制改革 |
| 1.公立医院改革 |
| 2.医疗收费改革 |
| 3.分级诊疗体系 |
| (二)医保体制改革 |
| 1.城乡医保改革 |
| 2.医保覆盖范围扩大 |
| 3.医保支付方式 |
| (三)医药体制改革 |
| 1.药品集中采购 |
| 2.药品种类调整 |
| 3.医药资源的流通管理 |
| (四)“三医联动”的联动作用 |
| 三、十八大以来我国“三医联动”改革的成效 |
| (一)医疗改革的成效 |
| 1.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显着增加 |
| 2.现代医疗体制明显 |
| (二)医保改革的成效 |
| 1.医保报销效果明显 |
| 2.医保制度建立健全 |
| (三)医药改革的成效 |
| 1.集中采购效果明显 |
| 2.药品流通管理制度健全 |
| (四)“三医联动”的成效 |
| 四、十八大以来我国“三医联动”改革的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 |
| (一)存在问题 |
| 1.医疗改革存在的问题 |
| 2.医保改革存在的问题 |
| 3.医药改革存在的问题 |
| 4.“三医联动”存在的问题 |
| (二)解决对策 |
| 1.完善医疗保障 |
| 2.优化医疗服务 |
| 3.健全监管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2）吉林省基层卫生机构就诊患者忠诚状况、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患者忠诚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患者忠诚的概念 |
| 1.2.2 患者忠诚的测量维度 |
| 1.2.3 患者忠诚的作用 |
| 1.2.4 患者忠诚的现状研究 |
| 1.2.5 患者忠诚的影响因素 |
| 1.3 以往研究的不足 |
| 1.4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及理论框架构建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社会生态学理论 |
| 2.1.2 刺激-有机体-反应模型理论 |
| 2.1.3 价值共创理论 |
| 2.1.4 期望失验理论 |
| 2.1.5 社会交换理论 |
| 2.1.6 计划行为理论 |
| 2.2 本研究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
| 2.2.1 理论框架 |
| 2.2.2 研究假设 |
| 第3章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1 文献研究法 |
| 3.2 问卷调查法 |
| 3.2.1 研究对象 |
| 3.2.2 样本量计算 |
| 3.2.3 调查方法 |
| 3.2.4 研究工具与评价标准 |
| 3.2.5 数据处理与统计学分析 |
| 3.2.6 质量控制 |
| 3.3 深入访谈法 |
| 3.3.1 访谈对象 |
| 3.3.2 访谈资料收集 |
| 3.3.3 访谈资料分析 |
| 3.3.4 质量控制 |
| 第4章 基层卫生机构就诊患者忠诚现状及影响因素 |
| 4.1 预调研 |
| 4.1.1 预调研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
| 4.1.2 患者忠诚测量条款的优化 |
| 4.2 正式调研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
| 4.3 患者忠诚的现状 |
| 4.3.1 患者忠诚的信效度检验 |
| 4.3.2 患者忠诚得分情况 |
| 4.4 患者忠诚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4.1 个体因素对患者忠诚的影响 |
| 4.4.2 组织机构因素对患者忠诚的影响 |
| 4.4.3 政策环境因素对患者忠诚的影响 |
| 4.4.4 患者忠诚的多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层卫生机构就诊患者忠诚影响因素作用路径 |
| 5.1 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 |
| 5.2 患者健康素养、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信任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患者忠诚的影响路径 |
| 5.3 患者感知参与、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信任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患者忠诚的影响路径 |
| 5.4 患者感知服务质量、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信任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患者忠诚的影响路径 |
| 5.5 患者社会支持、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患者信任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患者忠诚的影响路径 |
| 5.6 患者忠诚影响因素作用路径的整体模型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患者忠诚对基层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 |
| 6.1 患者基层卫生服务利用的现状 |
| 6.2 患者基层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2.1 人口社会学特征对患者基层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 |
| 6.2.2 患者忠诚对基层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 |
| 6.2.3 患者基层卫生服务利用的多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定性研究结果 |
| 7.1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
| 7.2 主题分析框架 |
| 7.3 患者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中的行为意向 |
| 7.4 患者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中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 |
| 7.5 提高患者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就诊行为意向的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8章 讨论 |
| 8.1 患者忠诚状况及影响因素 |
| 8.2 患者健康素养、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及患者信任对患者忠诚的作用路径 |
| 8.3 患者感知参与、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及患者信任对患者忠诚的作用路径 |
| 8.4 患者感知服务质量、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及患者信任对患者忠诚的作用路径 |
| 8.5 患者社会支持、患者感知价值、患者满意度及患者信任对患者忠诚的作用路径 |
| 8.6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患者忠诚提升路径中的调节作用 |
| 8.7 患者忠诚对基层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 |
| 第9章 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患者忠诚的对策建议 |
| 9.1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管理者应加强培养忠诚患者的意识 |
| 9.2 重点关注健康状况较差患者的忠诚,逐步培养其他患者忠诚 |
| 9.3 完善药品配置和药物使用目录,减少药品供应限制 |
| 9.4 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护理人员的数量,优化医护配比 |
| 9.5 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全科医生的数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
| 9.6 提高患者健康素养,转变不合理的就医观念 |
| 9.7 提高患者参与程度,建立和谐医患关系 |
| 9.8 关注患者医疗卫生需求,提高患者感知服务质量 |
| 9.9 重视患者感知价值,维持长期患者忠诚 |
| 9.10 有针对性地提供个性化服务,提高患者满意度 |
| 9.11 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加强患者信任 |
| 9.12 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建立稳定的长期互动服务体系 |
| 9.13 建立多方支持环境,扩大患者社会支持网络 |
| 第10章 结论与创新点 |
| 10.1 结论 |
| 10.2 创新性 |
| 10.3 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 |
| 1.3.3 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相结合 |
| 1.4 文章结构与研究思路 |
| 1.4.1 文章结构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不足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1.1 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1.2 健康服务业的政策研究 |
| 2.1.3 健康服务业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 |
| 2.2 国内研究现状 |
| 2.2.1 健康服务业的基本界定 |
| 2.2.2 健康服务业的现状研究 |
| 2.2.3 健康服务业的政策研究 |
| 2.2.4 健康服务业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 |
| 2.3 研究评述 |
| 第3章 健康服务业发展理论分析 |
| 3.1 基本概念 |
| 3.1.1 健康 |
| 3.1.2 健康服务业 |
| 3.2 相关理论 |
| 3.2.1 健康需求理论 |
| 3.2.2 健康人力资本理论 |
| 3.2.3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3.2.4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
| 3.3 理论模型与指标体系 |
| 3.3.1 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3.3.2 理论模型构建 |
| 3.3.3 指标体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历程与现状 |
| 4.1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历程 |
| 4.1.1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初创发展阶段(1949—2013) |
| 4.1.2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规划阶段(2013—2017) |
| 4.1.3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阶段(2017至今) |
| 4.2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现状与基本成就 |
| 4.2.1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规模 |
| 4.2.2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分类 |
| 4.2.3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取得的基本成就 |
| 4.3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
| 4.3.1 医疗服务结构与总量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 |
| 4.3.2 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
| 4.3.3 健康保险服务发展乏力且存在壁垒 |
| 4.3.4 健康服务业相关支撑产业缺少核心竞争力与政策保障 |
| 4.3.5 科技创新转化难且信息孤岛问题依然存在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 5.1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取 |
| 5.1.3 结果分析 |
| 5.2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深入说明 |
| 5.2.1 经济发展水平 |
| 5.2.2 政策规划 |
| 5.2.3 人口年龄结构 |
| 5.2.4 城镇化水平 |
| 5.2.5 科技创新 |
| 5.2.6 疾病谱变化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国际比较 |
| 6.1 世界健康服务业的发展概况与背景 |
| 6.1.1 世界健康服务业的发展概况 |
| 6.1.2 世界健康服务业的发展背景 |
| 6.2 主要发达国家健康服务业的发展与创新经验 |
| 6.2.1 美国 |
| 6.2.2 德国 |
| 6.2.3 加拿大 |
| 6.3 对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启示 |
| 6.3.1 坚持政府引导,加强规划引领 |
| 6.3.2 突出科技创新,助力产业升级 |
| 6.3.3 加快集群发展,增强辐射带动 |
| 6.3.4 优化要素配置,补齐发展短板 |
| 6.3.5 支持开放发展,融入国际分工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前景与对策建议 |
| 7.1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前景 |
| 7.1.1 后疫情时代防控常态化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契机 |
| 7.1.2 新基建与双循环格局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
| 7.2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对策建议 |
| 7.2.1 多渠道并用与多元化并重,缓解医疗服务总量与结构矛盾 |
| 7.2.2 以提高生存质量为主线,构造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生态体系 |
| 7.2.3 实施构造完备的监管与政策,消除相关机制体制障碍 |
| 7.2.4 着力解决科技成果转化动力不足问题,坚持创新驱动与产业融合 |
| 7.2.5 推动健康服务业新业态发展,促进相关产业彼此联动 |
| 7.2.6 转变既往思想观念,树立积极老龄化的观念 |
| 7.2.7 促进传统中医药学科思想复兴,促进相关产业健康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智慧养老视域下中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五)研究思路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理论依据与分析框架 |
| 一、理论基础 |
| (一)供给理论 |
| (二)客户关系管理理论 |
| (三)渐进理论 |
| (四)合作治理理论 |
| 二、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现实关照: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运行现状与升级需求 |
| 一、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运行现状 |
| (一)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变迁 |
| (二)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运行成效 |
| 二、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升级需求 |
| (一)社会多元化需求要求服务模式升级 |
| (二)人口老龄化趋势要求服务能力升级 |
| (三)内在实效性目标要求服务机制升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想图景: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逻辑理路 |
| 一、智慧养老在养老服务体系中的功能定位 |
| (一)嵌入:基于价值引领的养老模式重塑 |
| (二)赋能:基于信息技术的系统功能支撑 |
| (三)增慧:利用系统功能操作中的人人交互 |
| 二、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三重逻辑 |
| (一)以“虚拟化”填补供需发展堕距 |
| (二)以“智能化”补足主体能力短板 |
| (三)以“一体化”提升整体运行效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实践探索: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基本模式 |
| 一、“虚拟化”商业运营模式 |
| (一)会员制运作机制 |
| (二)实践成效与发展 |
| 二、“智能化”公益对接模式 |
| (一)积分制运作机制 |
| (二)实践成效与发展 |
| 三、“一体化”生态共建模式 |
| (一)派单制运作机制 |
| (二)实践成效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域外经验:国外智慧养老实践模式参鉴 |
| 一、“线上社区”养老模式 |
| (一)“线上社区”养老的制度基础 |
| (二)“线上社区”养老的运作机制 |
| 二、“智能居家”养老模式 |
| (一)“智能居家”养老的制度基础 |
| (二)“智能居家”养老的运作机制 |
| 三、合作型科技助老模式 |
| (一)合作型科技助老的制度基础 |
| (二)合作型科技助老的运作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未来进路: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前景 |
| 一、以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可能限度 |
| (一)客观存在的温度落差 |
| (二)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 |
| (三)尚难突破的协同壁垒 |
| 二、以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路径策略 |
| (一)以“量身定制化”增加服务人情味 |
| (二)以“包容性智慧”提升服务可及性 |
| (三)以顶层驱动和分层整合增强服务协同性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重庆市医疗改革政策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状况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技术路线 |
| 1.4 理论基础 |
| 1.4.1 研究的理论依据 |
| 1.4.2 主要的理论范畴 |
| 1.4.3 政策分析的模型 |
| 1.5 创新之处与成果 |
| 第二章 重庆市医疗改革的背景 |
| 2.1 我国医疗改革的概况 |
| 2.1.1 我国医疗改革的历程 |
| 2.1.2 我国医疗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和教训 |
| 2.2 我国地方政府医疗改革现状 |
| 2.2.1 我国地方政府制定医改政策的目标和做法 |
| 2.2.2 我国地方政府医疗改革的主要经验 |
| 2.3 重庆市医疗改革政策出台的背景 |
| 2.3.1 医药分开政策出台背景和改革目标 |
| 2.3.2 公立医院收支严重依赖药品和检查 |
| 2.3.3 医疗服务价格行政定价偏低 |
| 2.3.4 医疗改革进入深水区 |
| 第三章 重庆市医疗改革政策描述 |
| 3.1 重庆市2015医改政策的主要做法和目标 |
| 3.1.1 医改政策的解读 |
| 3.1.2 医改政策的制度配套 |
| 3.1.3 医改政策的主要目标 |
| 3.2 重庆市2015医改政策的决策和执行 |
| 3.2.1 医改政策的决策 |
| 3.2.2 医改政策的执行 |
| 3.3 医改政策执行中各方的反应和民意的表达 |
| 3.3.1 医改政策执行中各方的反应 |
| 3.3.2 医改政策执行中民意的表达 |
| 3.4 政府对民意的回应 |
| 3.4.1 政府宣布医改政策中止 |
| 3.4.2 政府追究医改失败责任 |
| 3.4.3 民意推动2017新医改政策 |
| 3.5 重庆市2017新医改政策的决策和执行 |
| 3.5.1 新医改政策的决策 |
| 3.5.2 新医改政策的执行 |
| 3.6 重庆市2017新医改政策的成效 |
| 第四章 重庆市医疗改革政策的决策分析 |
| 4.1 社会参与政策决策的作用 |
| 4.1.1 社会参与可以减少政策制定的盲目性 |
| 4.1.2 社会参与决策过程可以维护社会稳定 |
| 4.1.3 社会参与决策过程可以提升民众对政府的认同和支持 |
| 4.2 社会参与政策决策的制约因素 |
| 4.2.1 公众自身因素影响参与政策决策 |
| 4.2.2 政府对社会参与态度影响政策决策 |
| 4.3 重庆市医改政策决策模式的分析 |
| 4.3.1 社会参与前期调研及论证工作优化了医改政策的决策 |
| 4.3.2 社会参与医改配套政策及试点工作完善了医改政策的决策 |
| 第五章 重庆市医疗改革政策的执行分析 |
| 5.1 社会参与政策执行的作用与制约因素 |
| 5.1.1 社会参与政策执行的作用 |
| 5.1.2 社会参与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 |
| 5.2 社会参与前期培训和政策宣传夯实了政策执行的基础 |
| 5.2.1 政策执行的前期培训 |
| 5.2.2 政策执行的政策宣传 |
| 5.3 部门间协同参与推动了医改政策的执行 |
| 5.3.1 医保部门协同参与匹配了医保政策 |
| 5.3.2 医改执行过程重视部门协同信息互通 |
| 5.3.3 部门间协调参与构建高效回应公众机制 |
| 第六章 重庆市医疗改革政策的评估与监控分析 |
| 6.1 社会参与政策评估与监控的作用与制约因素 |
| 6.1.1 社会参与评估与监控的作用 |
| 6.1.2 社会参与评估与监控的制约因素 |
| 6.2 社会参与医改决策过程中的评估与监控有利于保障政策的有效性 |
| 6.2.1 社会参与不足致评估与监控实施不力 |
| 6.2.2 社会参与充分使评估与监控实施有力 |
| 6.3 社会参与医改执行过程中的评估与监控有利于保证政策的达成度 |
| 6.3.1 评估与监控实施及时,避免了群体事件扩大 |
| 6.3.2 社会参与评估与监控保障了政策的顺利执行 |
| 第七章 重庆市医疗改革政策优化的启示 |
| 7.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须重视公众参与 |
| 7.1.1 增强公众政治参与意识 |
| 7.1.2 提升公众政治参与能力 |
| 7.1.3 拓宽公众参与的制度渠道 |
| 7.2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须完善医改配套政策 |
| 7.3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须完善政府治理体系 |
| 7.3.1 完善政务公开制度 |
| 7.3.2 完善公民听证制度 |
| 7.3.3 完善政策回应机制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6）我国药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目的和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2 药品安全监管的基础理论 |
| 2.1 药品安全与监管的内涵 |
| 2.1.1 药品安全的定义 |
| 2.1.2 药品安全监管的界定 |
| 2.1.3 药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内涵和外延 |
| 2.2 药品安全态势的实证考察 |
| 2.2.1 基于药害事件典型案例的分析 |
| 2.2.2 基于政府检查监测数据的分析 |
| 2.2.3 基于消费者问卷调查的分析 |
| 2.2.4 药品安全总体态势 |
| 2.3 本章小结 |
| 3 药品安全监管的理论基础 |
| 3.1 药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经济学基础 |
| 3.1.1 药品安全外部性理论 |
| 3.1.2 药品安全内部性理论 |
| 3.1.3 药品安全供求中的成本收益 |
| 3.2 药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管理学基础 |
| 3.2.1 官僚制理论视野下的药品安全 |
| 3.2.2 新公共管理理论视野下的药品安全 |
| 3.2.3 治理理论视野下的药品安全 |
| 3.3 药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社会学基础 |
| 3.3.1 风险社会中药品安全风险放大 |
| 3.3.2 社会规范的缺失诱发药品风险 |
| 3.3.3 企业的越轨行为引发药品风险 |
| 3.4 药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法学基础 |
| 3.4.1 适度干预与药品安全 |
| 3.4.2 社会本位与药品安全 |
| 3.4.3 实质正义与药品安全 |
| 3.5 本章小结 |
| 4 药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现状及不足 |
| 4.1 药品安全监管权的配置 |
| 4.1.1 药品安全监管体制从垂直、分类走向分级、统一 |
| 4.1.2 新时期“三合一”背景下的药品安全监管权配置 |
| 4.1.3 药品安全监管权配置的缺陷 |
| 4.2 药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框架 |
| 4.2.1 药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从单一走向完善 |
| 4.2.2 以《药品管理法》为核心的药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体系 |
| 4.2.3 药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缺陷 |
| 4.3 药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执行 |
| 4.3.1 建立贯穿药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监管网络 |
| 4.3.2 建立药品安全监管事中干预机制 |
| 4.3.3 建立药品安全监管事后应对机制 |
| 4.3.4 药品安全执法过程中的困境 |
| 4.4 药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适用 |
| 4.4.1 药品安全的刑事处罚 |
| 4.4.2 药品安全的民事救济 |
| 4.4.3 药品安全司法适用中的困境 |
| 4.5 药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遵守 |
| 4.5.1 药品企业对法律的遵守 |
| 4.5.2 行业协会对法律的遵守 |
| 4.5.3 药品安全守法过程中的困境 |
| 4.6 药品安全监管的社会监督 |
| 4.6.1 药品安全社会监督网络 |
| 4.6.2 药品安全社会监督中的困境 |
| 4.7 本章小结 |
| 5 国外药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比较分析 |
| 5.1 奉行多元主义的美国药品监管法律制度 |
| 5.1.1 集中监管的美国药品监管机构 |
| 5.1.2 风险立法的美国药品监管制度 |
| 5.1.3 多元合作的美国药品监管模式 |
| 5.2 强调多元统一的欧盟药品监管法律制度 |
| 5.2.1 分级监管的欧盟药品监管机构 |
| 5.2.2 统一立法的欧盟药品监管制度 |
| 5.2.3 统一灵活兼具的欧盟药品监管模式 |
| 5.3 主张法团主义的英国药品监管法律制度 |
| 5.3.1 多元监管的英国药品监管机构 |
| 5.3.2 柔性立法的英国药品监管制度 |
| 5.3.3 政社合作的英国药品监管模式 |
| 5.4 奉行国家主义的德国药品监管法律制度 |
| 5.4.1 联合监管的德国药品监管机构 |
| 5.4.2 以责任立法为主的德国药品监管制度 |
| 5.4.3 强调政府干预的德国药品监管模式 |
| 5.5 强调政府主导的日本药品监管法律制度 |
| 5.5.1 整体监管的日本药品监管机构 |
| 5.5.2 严格立法的日本药品监管制度 |
| 5.5.3 主张政府干预的日本药品监管模式 |
| 5.6 国外药品监管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
| 5.6.1 国外药品监管法律制度之比较 |
| 5.6.2 对我国药品监管法律制度的启示 |
| 5.7 本章小结 |
| 6 药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变革 |
| 6.1 药品安全监管权配置之变革 |
| 6.1.1 借鉴各地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经验 |
| 6.1.2 构建科学合理的药品监管体制 |
| 6.1.3 优化药品监管体制的运作机制 |
| 6.2 药品安全监管之科学立法 |
| 6.2.1 明确立法价值取向 |
| 6.2.2 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
| 6.2.3 完善药品标准体系 |
| 6.2.4 健全药品责任体系 |
| 6.3 药品安全监管之严格执法 |
| 6.3.1 健全药品安全事前预警制度 |
| 6.3.2 完善药品安全事中干预制度 |
| 6.3.3 优化药品安全事后应对制度 |
| 6.4 药品安全监管之公正司法 |
| 6.4.1 健全药品安全刑事处罚制度 |
| 6.4.2 完善药品安全民事救济制度 |
| 6.5 药品安全监管之自我规制 |
| 6.5.1 提高药品企业自律能力 |
| 6.5.2 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 |
| 6.5.3 培育企业社会责任软法规制机制 |
| 6.6 药品安全监管之社会共治 |
| 6.6.1 树立多元主体共治理念 |
| 6.6.2 畅通社会公众参与渠道 |
| 6.6.3 发挥舆论媒体监督作用 |
| 6.6.4 强化消费者组织监督力量 |
| 6.6.5 培育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共治 |
| 6.7 本章小结 |
| 7 结语 |
| 7.1 主要发现 |
| 7.1.1 宏观制度环境:市场与制度反向演进 |
| 7.1.2 中观制度环境:医药产业上下游错位 |
| 7.1.3 微观制度环境:主体多元诉求复杂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体制变革:构建纵向分级、横向整合的监管体制 |
| 7.2.2 法制变革:构建效率和安全相平衡的监管法制 |
| 7.2.3 机制变革:构建风险管理全覆盖的运行机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我国药品安全状况及规制调查问卷 |
| B.我国药品安全状况及规制调查报告 |
| C.我国药品监管法律法规目录 |
| D.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E.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7）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视域下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价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重点难点 |
| (二)创新点 |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及阐述 |
| (一)公共服务与基本公共服务 |
| (二)均等与均等化 |
| (三)关于公平、公正、正义的界定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及其中国化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思想的思想渊源 |
| (二)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思想的形成历程 |
| (三)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思想的主要内容 |
| (四)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思想的基本特征 |
| 二、列宁的公平理论 |
| (一)列宁公平理论的思想来源 |
| (二)列宁公平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中国共产党对马克主义公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
| (一)中国共产党公平理论的思想渊源 |
| (二)中国共产党公平理论的发展脉络 |
| (三)中国共产党公平理论的时代内涵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逻辑关系 |
| 一、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指导 |
| (一)指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价值导向 |
| (二)指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路径 |
| (三)指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责任归属 |
| 二、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法论指导 |
| (一)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三、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具体实践 |
| (一)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践行权利公平 |
| (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践行机会公平 |
| (三)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践行规则公平 |
| 第三章 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状 |
| 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科学内涵和目标要求 |
| (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科学内涵 |
| (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要求 |
| 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历程 |
| (一)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和低水平均衡阶段 |
| (二)改革开放至2013 年:碎片化和有限协同阶段 |
| (三)2014 年至今:共建共享和协同发展深化阶段 |
| 三、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展成效 |
| (一)京津冀基本公共教育服务融合不断深入 |
| (二)京津冀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合作日趋紧密 |
| (三)京津冀基本社会保障服务协作日益深化 |
| (四)京津冀基本公共环境服务改善较为明显 |
| 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现实表现 |
| (一)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呈现地区失衡状态 |
| (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立法体系不完善 |
| 第四章 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 |
| 一、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构建 |
| (一)选择方法的标准 |
| (二)选择方法的运用 |
| (三)数据来源 |
| (四)评价指标 |
| 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时间序列演化特征 |
| (一)宏观时间序列演化特征分析 |
| (二)微观时间序列演化特征分析 |
| (三)阶段性演化特征分析 |
| 三、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回归分析 |
| (一)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双核心-圈层状特征 |
| (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南北分异特征 |
| (三)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东西分异特征 |
| (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多元回归分析 |
| 第五章 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约因素 |
| 一、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制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根本因素 |
| (一)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差异化 |
| (二)科技创新资源分布不均衡 |
| 二、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是制约基本公共发服务均等化的历史因素 |
| (一)国家梯度推进的区域发展政策 |
| (二)国家城市偏向的城乡发展政策 |
| (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权力配置不均衡 |
| (四)京津冀区域资源配置行政色彩浓厚 |
| 三、城镇化结构失衡是制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实因素 |
| (一)京津冀城市群规模结构待优化 |
| (二)北京市虹吸效应及其“大城市病” |
| (三)城市化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
| 四、政策制度不完善是制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因素 |
| (一)跨区域政府间协调、利益共享和补偿机制不完善 |
| (二)公共财政制度尚待完善 |
| (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监督问责机制不完善 |
| (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法律制度不完善 |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指导下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路径研究 |
| 一、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价值取向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 (二)坚持共享发展 |
| 二、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思路 |
| (一)动态调整: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定位 |
| (二)多元协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保障 |
| (三)标准化规划: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方针 |
| 三、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根本途径 |
| (一)加快发展京津冀区域经济 |
| (二)融合发展京津冀城乡经济 |
| 四、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任务 |
| (一)统筹构建政府间利益共享“一体化”发展格局 |
| (二)稳步推行重点区域辐射带动“递进式”发展模式 |
| (三)统筹协调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全领域”合作 |
| (四)加快完善有关公共财政、户籍等配套政策的体制机制 |
| (五)积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估和监督问责机制 |
| (六)加快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法治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8）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
| 1.2.1 医院医保管理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
| 1.2.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分析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假设 |
| 1.3.3 研究内容 |
| 1.4 资料来源与方法 |
| 1.4.1 资料来源 |
| 1.4.2 资料分析方法 |
| 1.4.3 质量控制方法 |
| 1.4.4 研究使用软件 |
| 1.5 研究逻辑框架 |
| 1.5.1 技术路线图 |
| 1.5.2 结构安排 |
| 2 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的理论框架构建 |
| 2.1 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的发展及环境判断 |
| 2.1.1 医院医保管理的发展 |
| 2.1.2 基于SWOT-PEST模型的公立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的形势判断 |
| 2.2 公立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活动中的利益相关者及激励相容问题 |
| 2.2.1 利益相关者分析 |
| 2.2.2 公立医院医保管理所面临的激励相容问题 |
| 2.3 公立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精细化管理理论 |
| 2.3.2 激励相容理论 |
| 2.3.3 内部控制理论 |
| 2.3.4 行为科学理论 |
| 2.3.5 现代组织理论 |
| 2.4 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的内涵界定 |
| 2.4.1 公立医院的概念 |
| 2.4.2 医保管理的概念 |
| 2.4.3 管理模式的内涵 |
| 2.4.4 精细化管理的内涵 |
| 2.4.5 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的内涵界定 |
| 2.5 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理论框架构建 |
| 2.6 本章小结 |
| 3 基于典型案例的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运行状况实证研究 |
| 3.1 资料来源与方法 |
| 3.1.1 资料来源 |
| 3.1.2 研究方法 |
| 3.2 样本医院分布及医院属性基本情况分析 |
| 3.2.1 样本医院分布及医院属性基本情况分析 |
| 3.2.2 样本医院属性基本情况分析 |
| 3.3 样本医院开展医保精细化管理的组织构架分析 |
| 3.3.1 管理层次与组织结构分析 |
| 3.3.2 部门划分及部门联动机制分析 |
| 3.3.3 职位设置与职权责划分分析 |
| 3.4 样本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流程改造分析 |
| 3.5 院内医保精细化管理制度建设及实施情况 |
| 3.6 样本医院开展医保精细化管理的管理工具分析 |
| 3.7 样本医院开展医保精细化管理的运行机制建设分析 |
| 3.8 公立医院内部主要医保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及影响因素研究 |
| 3.8.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分析 |
| 3.8.2 主要医保管理者的医保管理理念及认知的定量分析 |
| 3.8.3 主要医院医保管理者医保精细化管理理念的质性分析 |
| 3.9 医院医保管理队伍服务能力分析 |
| 3.9.1 医保科人力资源配置基本情况分析 |
| 3.9.2 医保科办公基本设施配置情况分析 |
| 3.10 本章小结 |
| 4 基于多准则模糊评价方法的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的评价分析 |
| 4.1 评价指标与评价模型的构建原则与方法 |
| 4.1.1 评价指标的选择原则 |
| 4.1.2 评价模型的构建及实证方法 |
| 4.2 评价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 |
| 4.3 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评价模型构建——基于DEMATEL和 ANP方法 |
| 4.3.1 运用DEMATEL方法分析评价各指标相互影响关系 |
| 4.3.2 运用ANP方法分析各评价指标相对重要程度 |
| 4.4 评价对象——VIKOR方法评价 |
| 4.4.1 评价对象 |
| 4.4.2 评价结果 |
| 4.5 本章小结 |
| 5 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实施效果分析——对医保、医院、医生、患者的影响研究 |
| 5.1 医保角度——医院医保资金安全与使用风险识别与防控效果分析 |
| 5.1.1 基于FTA方法构建医院医保基金安全与使用风险识别 |
| 5.1.2 精细化管理模式对医保基金风险防控的实证分析 |
| 5.2 医院角度——基于DRGs的医院精细化管理效果评价的实证分析 |
| 5.2.1 基于DRGs的评价方法 |
| 5.2.2 评价结果 |
| 5.3 医生角度——基于倾向值匹配的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成效评估 |
| 5.3.1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5.3.2 结果 |
| 5.4 患者角度——患者医保受益变化及满意度分析 |
| 5.4.1 基于GAM的患者医保收益分析 |
| 5.4.2 开展精细化管理对患者满意度的影响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改进策略 |
| 6.1 目前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实践探索中存在的问题 |
| 6.1.1 缺乏精细化医院医保管理理念和目标管理 |
| 6.1.2 管理模式缺乏精细化的系统组织管理 |
| 6.1.3 支持管理模式的医保管理队伍非职业化、人员专业水平较弱 |
| 6.2 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改进策略 |
| 6.2.1 树立公立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理念与目标指导模式构建 |
| 6.2.2 优化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组织管理 |
| 6.2.3 加强稳定、高质量的医保管理人才队伍建设 |
| 7 主要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创新与特色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精细化管理背景下医院内部医保管理模式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2 公立医院医保科(室)工作人员情况调查表 |
| 附录3 医务人员人员基本建设和运行调查表 |
| 附录4 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质量评价体系相关指标关系矩阵表 |
| 附录5 公立医院主要医保管理者访谈提纲 |
| 附录6 MATLAB程序命令 |
| 附录7 公立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相关主要政策梳理表 |
（9）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一)国内背景 |
| (二)国际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一、研究对象 |
| 二、总体框架 |
| 三、重点难点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基本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一)比较综合法 |
| (二)历史分析法 |
| (三)归纳分析法 |
| (四)博弈分析法 |
| (五)调查访谈法 |
| 第二章 国内外文献研究概述 |
| 第一节 国外文献研究概述 |
| 一、医患关系模式相关理论研究 |
| (一)帕森斯的“病人角色”理论 |
| (二)萨斯—霍伦德的医患三模式 |
| (三)弗莱德森的医患冲突理论 |
| 二、国外典型的医患关系模式 |
| (一)美国“患者权利保护人”制度模式 |
| (二)英国三级投诉和全科医疗制度模式 |
| (三)德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模式 |
| (四)日本医疗纠纷预防及处理机制模式 |
| 第二节 国内文献研究概述 |
| 一、医患关系模式研究领域广泛 |
| 二、医患关系模式理论视角多样 |
| (一)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医患关系模式 |
| (二)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医患关系模式 |
| (三)基于社区卫生服务的朋友式医患关系模式 |
| (四)基于家长主义和尊重自主的医患协商模式 |
| 第三节 文献评述与问题的提出 |
| 一、文献评述与小结 |
| 二、问题的提出 |
| 第三章 基本概念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医患关系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医患关系的内涵 |
| (一)社会学视角的医患关系 |
| (二)伦理学视角的医患关系 |
| (三)法学视角的医患关系 |
| (四)经济学视角的医患关系 |
| (五)医患关系的实质 |
| 二、医疗纠纷的概念 |
| 三、医患关系模式的内涵 |
| (一)医患关系模式的概念 |
| (二)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的内涵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制度变迁理论 |
| (一)制度变迁的内涵 |
| (二)制度变迁的供给需求理论 |
| (三)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理论 |
| (四)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 |
| 二、公共选择理论 |
|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观点 |
|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有限理性”假设 |
| (三)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 |
| 三、演化博弈理论 |
| (一)博弈论的概念与分类 |
| (二)博弈论的表示法 |
| (三)演化博弈理论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的政府责任 |
| 第一节 社会管理中的政府职能 |
| 一、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 |
|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 |
|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 |
| 二、政府在医疗服务市场的职能 |
| (一)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的基本特征 |
| (二)政府是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 |
| (三)医疗服务市场的政府介入 |
| 第二节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模式中的政府责任 |
| 一、制度责任 |
| 二、法律责任 |
| 三、财政责任 |
| 四、监管责任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计划经济时期的医患关系模式概况 |
|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和谐稳定的医患关系模式 |
|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医患关系模式典型特征 |
| (一)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医患关系制度稳定单一 |
| (二)公立医院公益性突出,医患关系和谐稳定 |
| 三、计划经济后期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动因分析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至新医改前的医患关系模式概况 |
| 一、改革开放至新医改前矛盾冲突的医患关系模式 |
| 二、改革开放至新医改前医患关系模式形成原因 |
| (一)推行医疗市场化改革,加速医患矛盾升级 |
| (二)医疗服务体制商业化,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 |
| (三)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医患关系矛盾冲突 |
| 三、新医改前医患关系模式的制度变迁动因分析 |
| 第三节 新医改以来的医患关系模式概况 |
| 一、新医改以来多元复杂的医患关系模式 |
| 二、新医改试点医患关系模式典型案例 |
| (一)浙江省宁波市医疗纠纷“宁波解法” |
| (二)福建省三明市医疗改革“三医联动” |
| (三)广东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结合机制 |
| 三、新医改以来医患关系模式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一)医患双方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医患矛盾有增无减 |
| (二)医患关系呈现多元化,医患利益冲突复杂 |
| (三)医患关系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医患关系改善甚微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当前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演进中的制度困境 |
| 第一节 医疗市场化改革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困境 |
| 一、中央与地方的委托—代理关系 |
| 二、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中的道德风险 |
| (一)制度制定的道德风险 |
| (二)制度执行的道德风险 |
| 第二节 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制度主体演化博弈“囚徒”困境 |
| 一、医患关系模式的制度主体 |
| 二、医患关系模式制度主体演化博弈分析 |
| (一)演化博弈模型的基本要素构建 |
| (二)三方利益主体的演化博弈行为分析 |
| (三)三方利益主体演化博弈的结果分析 |
| (四)和谐医患关系模式三方博弈决策行为 |
| 三、医患关系模式制度主体“囚徒”困境原因分析 |
| (一)政府部门忽视创造医患合作收益 |
| (二)医疗群体利用信息优势诱导需求 |
| (三)患者群体期望收益难以实现 |
| 第三节 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一、医患关系制度处于无效率停滞的“锁定”状态 |
| 二、医疗制度供给主体的“利益粘滞”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构建我国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制度模式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克服“路径依赖” |
| 一、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路径优化原则 |
| (一)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
| (二)坚持创新引领原则 |
| (三)坚持政府权责统一原则 |
| 二、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实施统一制度安排 |
| (一)实行强制性的医患关系制度变迁 |
| (二)实施统一的医患关系制度安排 |
| (三)制定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 |
| 三、克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重视制度创新与兼容 |
| (一)加快医患关系制度创新,克服“路径依赖” |
| (二)健立健全医疗法律法规,重视医患关系制度兼容 |
| 第二节 建立医疗纠纷预防机制,妥善处理医疗纠纷 |
| 一、建立医疗纠纷预防机制,防范医患纠纷产生 |
| (一)加强公立医院内部日常管理工作 |
| (二)重塑社会信任机制,弘扬医疗职业道德 |
| (三)加强医学知识宣传教育,引导患者转变就诊观念 |
| 二、建立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妥善化解医患矛盾 |
| (一)完善医患之间协商解决机制 |
| (二)实事求是妥善处置医疗纠纷 |
| 三、建立医疗纠纷补救机制,减少医疗事故损失 |
| (一)推行社会医疗互助体系建设 |
| (二)建立患者心理援助体系 |
| 第三节 实行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合理化解医患矛盾 |
| 一、建立健全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机制 |
| 二、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典型案例 |
| (一)宁波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 |
| (二)广东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 |
| 三、加强人民调解配套制度建设,保障医疗纠纷有效处理 |
| (一)设立医患纠纷合议庭 |
| (二)构建医疗纠纷处理机制 |
| (三)准确量刑公正司法 |
| 第四节 建立健全医疗责任保险机制,完善医疗服务体系 |
| 一、建立健全医疗责任保险机制 |
| (一)建立医疗责任风险分担机制 |
| (二)建立医疗损害保险制度 |
| (三)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体系 |
| 二、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典型案例 |
| (一)宁波市医疗责任保险理赔协商机制 |
| (二)广东省医疗责任保险机制 |
| 三、加快完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
| (一)强制实行医疗责任保险 |
| (二)完善现行医疗责任保险机制 |
| 第五节 建立健全医疗法规制度,保障医患基本权益 |
| 一、加强医疗法律保障,约束规范医疗行为 |
| (一)制定统一的《医疗执业法》 |
| (二)平等公正司法,加强医疗群体的保护 |
| (三)强化医务人员法律意识和职业素养 |
| 二、建立健全患者权利保护法律法规 |
| (一)厘清患者权利法律法规 |
| (二)制定《患者权利保护法》 |
| (三)坚持患者生命健康权利至上原则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全文总结 |
| 第二节 主要创新点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指导教师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 |
| 答辩委员会决议书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件 |
（10）新型城镇化与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来自山东省的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新型城镇化与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基本理论 |
| 2.1 新型城镇化与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内涵与特征 |
| 2.1.1 耦合协调发展相关含义阐述 |
| 2.1.2 新型城镇化与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耦合协调发展的特征 |
| 2.2 新型城镇化与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相互作用机理研究 |
| 2.2.1 影响新型城镇化与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共同因素 |
| 2.2.2 新型城镇化与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相互作用机理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测度及分析 |
| 3.1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测度及分析 |
| 3.1.1 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及方法 |
| 3.1.2 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关联度分析 |
| 3.1.3 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分析 |
| 3.2 山东省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测度及分析 |
| 3.2.1 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指标及方法 |
| 3.2.2 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时空演变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 |
| 4.1 新型城镇化与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联度分析 |
| 4.1.1 新型城镇化与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系统关联度 |
| 4.1.2 新型城镇化与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各子目标层关联度 |
| 4.2 新型城镇化与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相互作用的因果检验 |
| 4.2.1 面板数据检验 |
| 4.2.2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4.2.3 因果关系定量分析 |
| 4.3 新型城镇化与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
| 4.3.1 耦合协调发展模型 |
| 4.3.2 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3.3 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度的时空演变 |
| 4.3.4 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语 |
| 5.1 主要研究结论 |
| 5.2 相关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关于医疗保险与医药卫生互动改革和协调发展的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十八大以来我国“三医联动”改革研究[D]. 刘晓波. 渤海大学, 2021(02)
- [2]吉林省基层卫生机构就诊患者忠诚状况、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研究[D]. 张莉.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研究[D]. 程显扬. 辽宁大学, 2020(07)
- [4]智慧养老视域下中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研究[D]. 张昊. 吉林大学, 2020(03)
- [5]重庆市医疗改革政策优化研究[D]. 尹洲.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4)
- [6]我国药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研究[D]. 刘琳. 重庆大学, 2020
- [7]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视域下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D]. 黄华.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8]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研究[D]. 陶思羽.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9]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D]. 李宗明. 深圳大学, 2020(11)
- [10]新型城镇化与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来自山东省的检验[D]. 郑凤娟. 山东大学,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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