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仁政·善政·德政——从政府施政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论文文献综述）
肖玉元[1]（2021）在《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研究》文中提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打土豪,分田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美好生活”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所透露出的民生价值不断得到彰显。党一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历史。围绕民生的内涵、价值、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途径等问题,中国共产党依据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进行了艰辛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具中国特色的民生话语。从话语分析视角梳理和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历史变迁,并从中获得规律性认识,不仅可以将中国民生建设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也能为推进新时代中国民生建设提供有益借鉴。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构建的关于改善和保障民生的系列表达。从整体上认知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演进,明确保障和改善民生与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关系是必要的前提与基础。改善和保障民生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现实路径、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这些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生成和发展的内生动力,民生话语演进于中国共产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践当中。从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生成的外部条件看,近代以来中国基本国情是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生成的现实依据,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生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对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四个阶段。在这四种语境中,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主题分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且在话语形式上呈现出由革命型民生话语向发展型民生话语,再到品质型民生话语的转换。梳理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呈现出话语思维日趋现代化、话语内容日趋人文化、话语方式日趋生活化、话语传播日趋国际化的特点。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将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经验总结为:在坚守初心使命中坚定话语方向、在坚持问题导向中明确话语主题、在注重中国元素中塑造话语风格、在拓宽话语传播中扩大话语影响。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西方话语霸权的干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主要挑战,但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顶层设计、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以及西方话语霸权的式微,也让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应该遵循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结合、批判性与开放性相结合、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从夯实理论、针对问题、多元形式、世界表达四个方面展开构建。
连昆[2]（2020）在《习近平政德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关于习近平政德观研究,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从广义层面,对习近平政德观所涵盖的国家治理道德、政府行政道德、政党执政道德和官员从政道德等四方面进行研究;二是从狭义层面,以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核心要义,对领导干部从政道德进行研究。本文主要从狭义层面对习近平政德观进行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注重领导干部政德建设。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是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至此,习近平政德观核心思想正式形成。习近平政德观,作为新时代领导干部从政道德观念与规范,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它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德观、中国传统政德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萌发于习近平关于“为官四要”的重要论述;提出于习近平关于“官德”科学内涵的界定;形成于习近平关于“立政德”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政德观,蕴含丰富的伦理思想,其本质要求凸显于“三个维度”:明大德是政治维度要求,即明政治信仰之德、政治忠诚之德、政治使命之德;守公德是宗旨维度要求,即守为民之德、为公之德、公权之德;严私德是律己维度要求,即严于清正廉洁、严于克己慎独、严于家教家风。其伦理特质突出表现为“四个合一”:党和人民利益的合一、党性与德性的合一、德治与法治的合一以及知信行的合一。其时代价值彰显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从理论上,系统提出了新时代党执政的德性要求,完整构建了新时代党德政的价值坐标,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伦理思想;从实践上,为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培育指明了修养方法,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明确了伦理路径,为世界政党治国理政提供了善治智慧。
张娟[3]（2020）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新旧交替、中西冲突使保种、保教、保国成了时代的主题。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上演了一幕幕轰轰烈烈的思想重构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活剧,其核心命题就是救亡图存。康有为作为戊戌维新的核心人物和领导者,是近代政治变革的先驱,他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积极探索社会变革之路,他的政治变革主张既内涵深厚的政治意蕴,又富有精湛的伦理思辨。他的政治伦理思想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对个体的重视以及对民权、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的普遍追求,也昭示了近代中西方伦理思想由交锋到融合的可能。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斥着明显的分歧和断裂。戊戌政变前,他高呼“民权”、“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政治价值观来反对封建专制、等级伦理以及禁欲主义,提倡君主立宪政治制度,希冀对腐而不亡的封建君主专制以及等级伦理进行全面的变革。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形成的资产阶级道德,体现了资产阶级要求获得平等的政治地位以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在革命高潮尚未掀起之前,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的康有为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向西方学习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辛亥革命后,君主专制政治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资产阶级革命迅猛发展,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却仍停留于原位,固执地把“忠君”与“救国”、“封建皇帝”与“变法”联系起来,皇帝成为变法成功与救亡图存的必要条件,由此他提出“保皇”、“立教”的政治主张,甚至不惜参与违背历史发展的复辟帝制运动,曾经的维新派领导人物退变为最大的保皇派与反动的封建遗老。很显然,康有为后期政治伦理思想的价值诉求已经不再是争取民权与平等,而是侧重于对君主的效忠和对君权的坚守,这无疑是对传统等级伦理的复辟。与顺应了时代潮流与国情发展的革命思潮相比,康有为后期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明显的倒退性与反动性。康有为为何没有继续顺应时代的发展而投入革命,他所谓的保皇、立宪、渐进、改良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看似矛盾的政治伦理思想背后是否隐藏着连接与贯穿的线索?他于历史交替之际所进行的政治变革与道德转型对于当今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有何警醒与借鉴,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今天来深入探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原因所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生而平等的政治伦理基础、君主立宪的制度伦理设计、渐进改良的政治伦理实践以及太平大同的政治理想。贯穿于康有看似矛盾与断裂的政治伦理思想中的线索即“为民”与“为人”的仁道关怀。深受西方社会契约论以及天赋人权论的影响,康有为将国视为民之公产,认为君与民应是对等的关系,均为天下之主。又因人皆由元而生,人在本质上是平等且独立的,由此得出人人皆有自主之权。在生而平等的人类公理指引下,康有为指出非人道的专制政治终将被凸显人地位与价值的民主政治所取代,立宪政治体现了归之于众的政治正义,君主立宪制度则是近代中国在现实国情下能够发扬君主优势以克制激进民主乱相的最佳策略。康有为的政治伦理实践也遵循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指向,他执着于君主制与改良、反对激进革命的原因就在于最大程度地避免流血与伤民,“保民”、“安民”、“治安为尚”是其主张渐进路径的重要考量。为实现富国以养民,他提出发展物质为近代中国救国之急方。同时,重视“智”在世界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主张近代教育体制改革,主张平民教育与普及教育,通过凸显“智”的先行性来修正儒家传统文化中“仁为本,智为辅”的仁本主义哲学体系;游离于政治实践之外,康有为构建了一幅远高于现实的大同理想社会的蓝图。大同以人人生而平等为构建准则,以仁道进化为前进动力,以“去苦求乐”为终极追求,在政治、经济、社会绝对公享、公有的制度化构建基础上,大同最终实现了德福一致的至乐境界。康有为的现实政治实践意在为国人“救苦”,而社会理想则意在为全人类“救苦”,为全人类谋求幸福是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最终目的,现实与理想这两条看似平行的思想线最终统一于“救苦”与“求乐”的人道关怀之中。受时代与阶级属性的限制,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无法避免的历史局限与理论缺陷:他努力吸收西方的新文化和新观念,却又固执地将其镶嵌在传统文化的框架之中,带有“旧瓶装新酒”的色彩,反映了其革新思想的不彻底性;他宣扬民主与民权,却又顽固地坚守君主立宪;他设计了大同理想社会,却又用三世进化理论将其置于空想。总之,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进步与保守的两面性,由于这些局限,导致他后期政治伦理思想明显的倒退与反动。他的政治伦理思想反映了近代思想变革的历史悲剧,但也是一种历史的探索,通过分析他的政治伦理思想,我们能够感受到他深厚的学识涵养与强烈的爱国爱民情怀结合下所产生深邃洞见、他审视世事的理性精神、贯穿于其思想体系中的仁道情结与人道关怀、对人欲的认肯以及以“人”为政治价值核心的确立。这些积极的因素,值得后人借鉴。
欧阳德君[4]（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贫困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世界难题,复杂而且十分重要。反贫困关系到人心向背、社会稳定和政权稳固,在全世界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在反贫困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全世界的反贫困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消除贫困、追求共同富裕的理论,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思想的基础上,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和借鉴西方反贫困思想的有益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反贫困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理论基础;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在反贫困理念、反贫困方法等方面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理论渊源;西方的反贫困思想可以从经济学、社会学及综合性等多种理论视角来分析,其有益的内容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借鉴。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贫困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主要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是对其进行理论总结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实践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作用下大规模缓解贫困。这一时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全国的贫困问题得到了大规模地缓解。二是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发式扶贫。这一时期确立了开发式扶贫方针,反贫困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通过实施各种专项反贫困政策,取得了显着成效。三是开发扶贫和社会救助两轮驱动反贫困。这一时期在全国范围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了社会救助和开发扶贫的有效衔接,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四是新时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脱贫攻坚。这一时期通过建立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在反贫困领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历史性成就,我国即将实现从整体上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每个阶段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既是实践探索的过程,也是理论提升的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相互交融的发展过程。从纵向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迄今为止,经历了初步形成、扩展丰富、深化完善、创新发展等发展阶段。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实际,从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入手,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反贫困的长期目标,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贫困的成功探索,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扩展丰富。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深化完善。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的新篇章,在反贫困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新时代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新发展。从横向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强调的是整体视角,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的理论总结,注重一般性的理论反思。其主要的理论框架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必须坚持党对反贫困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群众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道路,即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国家、社会和个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承担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短期目标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长期目标则是要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是生产力的根本动力、改革的直接动力、政府主导力、社会的参与力、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等多种力量形成的反贫困强大动力共同作用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反贫困的根本保障,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是反贫困的制度保障;中国的反贫困是世界反贫困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的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中国的反贫困也离不开世界,我们的反贫困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些内容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必然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发展性、人民性、开放性、系统性和国际性等鲜明的特征以及重要的中国价值和世界价值。在中国价值方面,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当代发展,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的理论指南,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权。在世界价值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为世界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这一反贫困实践的理论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为世界反贫困事业总结了中国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陈文林[5]（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重要地位、发展规律及其实现方式等的认识不断深化,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这一重大理论成果是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性应对社会公正新情况、新问题的行动指南。它对于有效解决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不公正现象和有力克服在公正问题上的错误观念,进一步形成新时代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开创和谐文明公平正义发展新局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公正观、马克思主义公正观、毛泽东公正观以及西方社会公正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民族文化渊源、理论基石、理论准备和有益借鉴。中国传统公正观的整体主义思维方式、防止两极的中庸思维方法、“民本,”、“均平”、“抑高举下”等重要思想,有许多值得吸取的科学合理成分,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文化因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公正观强调要从生产方式本源来认识社会公正,应当把保障人民平等权利、促进人的发展作为公平正义的根本目的,把社会公正问题的解决建立在科学基础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理论根基。毛泽东公正观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方向、道路和制度及其在权利和经济利益上的平等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提供了理论准备。西方社会公正观重视个人权利,尊重和保障人的自由,在实现个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方面也有不少合理成分,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有益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文化和社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依据。从不同发展阶段的主题与理论内容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经历了从形成到丰富、再到新发展的历史过程。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一脉相承,不断推进公平正义理论创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与时俱进的基本特征。邓小平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公正的四重基本内涵,即发展是前提,共同富裕是目标,人民民主、按劳分配和适度平衡是基本原则,制度建设是保障,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基本形成。江泽民、胡锦涛逐步把公平正义提升到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历史任务和本质要求层面,指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主张通过建设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科学发展、反腐败、治党、保护人权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极大丰富。习近平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纳入到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既从理论上深刻阐释了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这一矛盾统一体的性质和结构,又在实践中通过整体性战略谋划提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路径和方案,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实现了新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公平正义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理论认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主要由六大板块构成:即社会公平正义的地位论;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论;社会公平正义的规则论;社会公平正义的领域全覆盖论;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论;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论,它们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内在理论系统。从公平正义的地位看,中国共产党在认识的高度和深度上均超越了西方对公平正义的定位,提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执政责任。从公平正义的目标看,依据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提出了公平正义的远期目标和阶段性目标。从公平正义的规则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发展经济视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和基础;将效率与公平相统一作为处理发展经济与促进社会公平这两个社会主义重大任务关系的基本原则;将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的“三位一体”视为公平正义的运行性规则;并以共享规则、短板规则和兜底规则的相互补充和密切配合,促进平等和实现共同富裕。从公平正义的覆盖领域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观念和政策已经全面覆盖社会各个领域和群体,领域全覆盖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指导思想。从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条件和组织保障;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法治是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体制机制。从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看,引导人民形成公平正义共识,以改革为手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营造理性、有序、渐进追求公平正义的良好社会氛围,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是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中国化的科学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支撑。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凝心聚力,为迎接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到来、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为走出公平正义困境指明了方向。
施彦军[6]（2019）在《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意味着我国法治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仅要关注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且要关注公民义务的切实履行;不仅要关注对权力的控制,而且要关注权力使命的完成;不仅要看到法治与政治的紧密关系,而且要将法治放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大格局中给予定位等。而在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大格局中,法治政府实践显得尤其重要,这是因为政府在我国现阶段的国家治理中具有独特而无法替代的作用,其主要表现为:一是政府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发动机和推动器的角色;二是政府能够更好地履行宏观调控的职能;三是政府是国家法律的直接执行者;四是政府有能力培育、完善和规范各类社会组织,推动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等。因此,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只有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国家治理,才能切实有效的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这一论断的提出,无疑对政府的有效治理尤其是法治政府的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治政府实践成败不仅关系着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成败,还关系着法治国家建设的成败,更关系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由此可见,法治政府理论及其实践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稍有不慎,则满盘皆输。在当前,我们看到法治政府实践取得较大成绩的同时,更应该看到由于我国具有特殊的历史传统,客观上,不论是依法行政还是法治政府的推进,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既然是自上而下的推动,那么在实践中也就势必会存在执行力逐级衰减、大打折扣的不良现象,当然,这种执行力衰减也是造成行政管理中政令不通、执行不畅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这些不良现象的存在,严重侵害了政府多年积累起来的良好信誉和形象,阻碍了法治政府实践的进程,同时也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近年来与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理论及其实践相关联的一系列理论与现实问题。本论文紧紧围绕“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这一重要课题而展开充分研究,初步解决四个基本问题:一是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阻力及其影响因素;二是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指导原则;三是在一个具有特殊历史传统的语境中,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可行性及其模式选择;四是国外法治政府理论及其实践对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可借鉴价值。本论文充分运用文献研究法、定性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多学科综合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立足于国内外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首先从法治内涵及其与人治的关系、政府内涵及其与国家的区别、法治政府的内涵与特征、法治政府的基本规则、法治政府的实践标准等方面,多维度地阐述了法治与法治政府的概念。紧接着,从西方法治政府理论、马克思主义法治政府理论以及中国传统的优秀法治政府理论等方面,认真梳理了法治政府理论的源流,为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提供思想理论上的借鉴。在此基础上,系统挖掘和梳理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进而分析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现状即取得的基本成就、面临的阻力以及归因,然后,基于法治政府实践的模式选择、内容、需理顺的外部关系等方面,从宏观上勾勒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框架。在客观分析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所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阻力的基础上,并结合已设计的宏观框架,着重分析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可行性（基础理论、多维制度、时代发展）、指导原则以及基本路径选择,侧重从清除思想障碍、革新行政体制、筑牢民主根基、强化制度支撑、控制行政权力、畅通救济渠道、增强外在动力七个层面促进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进程。通过认真分析与研究,本论文得出如下结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法律制度不断向法治的原则、精神靠拢,其现代性因素不断积累,最终使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型统治体系逐步成为现实;并展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若干代人的不断努力,我国所实践的法治政府必将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一个法律至上的政府,是一个政府行政权力得到很好的制约的政府,是一个能代表人民意志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府。
谢伟[7]（2019）在《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及其逻辑基础研究》文中认为自从阶级社会和国家产生以来,治理和国家治理是随之伴生、客观存在的重要政治现象。国家治理的本质是通过国家职能运作的过程,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生产,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在社会主义之前的阶级社会里,国家治理在社会性基础上,具有突出的阶级性这一根本属性。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治理更加强调其社会性,即通过一系列的治理行为更好地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发展。关于国家治理的概念、研究和理论均源自西方,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成为西方政治学界的热点话题。然而,中国的国家治理并没有照搬照抄西方的理论话语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停止对符合中国实际且科学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探索。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国家治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适合后发展国家特点的治理模式。特别是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充分吸收借鉴了西方治理理论的有益成分,汲取了中华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立足于中国实际形成一个中国化的理论命题,有着鲜明的中国话语与中国内涵,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治理理论的原创性贡献。特别是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概念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建国70年,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家治理以实现经济发展、国富民强以及长治久安为目标,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向,完全符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必然规律。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和体制优势,坚持整体性治理,强调各地区、各领域均衡发展,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同步推进,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党和政府、改革发展稳定等一系列重要辩证关系过程中体现了中国气质、中国优势。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现了国际潮流,借鉴了世界文明的成果,西方国家治理文明中强调的加强民主建设、加强法治建设、加强治理各相关主体的协调协作等核心要素,都是中国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自发遵循的治理要点。但是,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国家治理中通过特有的政党制度,特有的人民主体地位,特有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特有的目标协同,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之所以形成上述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其充分的生成逻辑。从国家内在结构而言,西方国家治理强调多元主体治理,而中国国家治理通过其特有的结构特点,走出了与西方多元治理不同的共治共享的成功模式。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加强党的领导始终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通过党的建设,不断提升执政党的执政水平,为国家治理把握好航向。中国特有的体制要求正确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的治理既强调中央的权威,又坚持充分保障地方的利益,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最终实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共赢,也确保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法治是当代国家治理的潮流和必要条件,国家治理法治化同样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关键问题,并在实践中走出了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特质和人民利益的法治中国之路。从治理理念来看,中国的国家治理建立在理论自信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家治理也是开放包容的治理,国家治理遵循和吸收借鉴了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汲取他人所长,顺应全球潮流,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理论升华和理论创新。从生成逻辑来看,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向,这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前提和关键,是经过革命和建设实践检验的正确道理,是中国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国特色的重要生成逻辑。同时,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国家治理理论渊源,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治理文化的核心理念也是国家治理取得目前成就的重要原因。总之,中国的国家治理之所以能够走出一条与西方治理理论完全不同的成功之路,有历史、有制度、有理论、有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中国模式造就了当前治理的初步成功。展望未来,国家治理的目标是现代化,实现现代化也是中华民族的不懈追求和伟大梦想。只有深度把握中国国家治理的优势和特色所在,才能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更加准确体会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深切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生成,真正推动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李绵[8]（2019）在《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研究》文中指出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管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就十分重视效率,强调科学化、技术化、法治化。毋庸置疑,管理追求效率,强调科学和法治本身没有错,但过于偏重效率、科学、法治从而走上了一条抛弃价值、缺乏人文关怀的道路就是错误的。在工具理性的效率中心、价值中立和技术至上理念的主导下,政府行政成为纯技术性的管理工具,行政人员成为非人格化的人。基于此,本文认为政府行政不应该是纯技术性的管理工具、行政人员也不应该是非人格化的人,它们应该是具有责任意识和伦理担当的责任主体,因此本文提出立足管理哲学视域来研究政府责任伦理。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是指政府在对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行政政府机构内部事务管理过程中的责任认知以及对自身行为后果的伦理担当。政府责任伦理是以政府责任为核心的伦理,它的评价标准是看政府是否“尽己之责”,强调政府应该积极为自己行为承担后果。政府责任伦理具有自律性与他律性的统一、应然与实然统一和个体伦理与公共伦理统一的特征,是一种新型的应用伦理。在当今民主政治广泛流行、科技与经济异常繁荣的时代,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应该以公共性、以人为本和共生共存为基本原则。同时,通过对以往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反思与总结,效率与公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发展意识与生态意识的割裂会导致社会畸形发展,因此政府责任伦理应该以效率与公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发展意识与生态意识的统一为内在规定性。基于政府责任伦理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规定性,政府责任伦理应以维护公共利益、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正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基本内容,通过政府责任伦理制度化、建立和完善政府问责制以及树立行政人员的责任伦理观等途径加以实施。从管理视角来看,政府责任伦理具有彰显政府管理的价值理性和改变政府管理与道德无涉状况的理论价值,同时还具有稳定社会秩序、提升政府能力和增强政府公信力的实践价值。对于中国的政府责任伦理来说,我国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政府责任伦理的重要性,并且,在环境保护、政府正义和人民利益满足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就,尽管目前还存在一定不足,但是我国一直在努力完善中。与此种逻辑线索相对应的解释框架是:第一章是对管理哲学视域政府责任伦理的相关概念进行阐释;第二章对中西方政府责任伦理思想进行历史回溯与理论基础探寻;第三章是从管理哲学的角度阐释政府责任伦理的基本原则、内在规定性、基本内容和实践途径;第四章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诠释政府责任伦理的管理价值;第五章是基于对管理理论与实践反思角度来阐释政府责任伦理建设的困境和救治方式;第六章对当前中国的政府责任伦理进行反思,分析政府责任伦理建设的必要性、已取得的成就和目前存在的主要不足以及完善方式,以期对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参考。因此,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研究目的是通过强调政府的伦理追求和伦理担当导向政府向善,促进政府更好的提供公共服务、更好的满足人民诉求,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生态的全面和谐。
孙志云[9]（2018）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及基层政府实践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执政为民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所树立的价值导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对执政为民理念进行发展创新,实现对执政实践的有力指导。目标方针确定后,实践的关键在于人。干部是执政实践的执行者,也是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对象,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贯彻,最终要落实到干部的实际行动中,在政府组织执政为民的实践过程中显现成效。为了考察对干部进行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实际效果,本研究从基层视阈切入,对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政府实践的现实状况进行了分析。本研究观察到,改革开放进程中基层政府实践存在偏离执政为民理念的现象,反映出执政为民理念教育有效性不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指导基层实践的权威性、统一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究其原因,一些基层政府在利益博弈中存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因,对中央利民政策在执行上有所保留,对执政资源的配置、执政方略的选择有所偏好;一些基层干部在多重利益关系影响下体现出“理性经济人”的自利特点,存在认识偏差和逐利行为;基层的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环境、教育主体、教育方法等方面存在不足,使得执政为民理念教育有效性有所欠缺。理论研究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本研究在对执政为民理念进行深刻认识、对其基层实践状况进行考察的基础上,研究解决执政为民理念与实践相结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执政为民理念教育、推动基层政府执政为民实践的对策,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本研究期望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考察影响干部认识与实践“知行”转换的外在因素,探寻研究干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新视野、新途径,由此增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期望引起相关研究者对于干部实践行为的关注,为相关研究者和干部教育工作者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期望执政为民理念对基层政府实践的引领作用不断加强,基层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得到提高,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更好地实现。本论文共有8个章节,具体内容包括:第一章对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进行说明,对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明确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对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概念进行释义,分析利益关系对基层政府实践的影响,对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进行概括。第三章阐述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历史渊源,梳理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为民理念的发展创新过程,总结各个历史时期基层政府实践执政为民理念的主要经验。第四章从基层政府与群众、基层政府与中央和上级政府、基层政府之间、基层干部自身4个层次,分析基层政府和干部出现群众观、政绩观、发展观和个体价值观偏离执政为民理念的问题。第五章分析基层政府偏离执政为民理念的根本原因,对基层政府利益偏好、基层政府博弈、干部私利、基层执政为民理念教育有效性不足等因素进行反思。第六章就执政为民价值理性复归和加强执政为民理念教育进行阐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建构、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进行分析,对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基本原则和现实要求进行概括,对执政为民理念教育主要途径和有效性的增强进行阐述,探讨促进干部从认识到实践的“知行合一”问题。第七章提出基层政府坚持执政为民价值导向的实践路向,对加强利益协调、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基层政府实践创新等进行阐述。论文最后结论部分总结了全文主要观点,指出了研究的不足之处和今后的努力方向。本文有三个方面创新之处:第一,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问题的理论论域。中国共产党树立了以执政为民理念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本文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内涵和本质进行阐释,并对其理论渊源、历史发展进程与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理论要点,有助于推动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理论体系建构。第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干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视野。执政为民理念教育作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终目的是要推动执政为民实践。干部是执政为民理念教育对象也是基层政府实践的执行性主体,考察基层政府实践状况可以对干部群体接受执政为民教育的实际成效加以研判。本文从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有效性出发,对基层政府实践状况进行考察,分析基层政府实践所呈现的“价值导向—价值偏离—价值理性复归”演进趋势,探讨如何解决现实的利益矛盾,使接受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干部实现执政为民从认识到实践的“二次飞跃”,促进干部“知行合一”。第三,对如何促进执政为民理念的贯彻落实提出对策,使研究具备了积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发挥学科交叉优势,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工具,从中观和微观多层次进行考察,分析基层政府和干部在实践中出现的价值偏离问题及其原因,从价值理性复归和执政为民理念教育、基层政府实践路向两个方面提出对策,为强化执政为民理念的统一引领、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提供参考。
张青磊[10]（2018）在《我国公民安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类发展的首要条件。公民安全与公民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而且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同时,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公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得到了极大拓展,另一方面公民面临的安全威胁也越来越多,国家和公民已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安全已成为社会发展与人的幸福的首要价值性标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公民对安全的要求日益增长,维护和保障公民安全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使保障公民安全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民主法治不断完善,军事科技实力逐步增强,互利共赢的和平外交顺利推进,我国公民安全总体上得到较好保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但是,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影响,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互交织,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渗透,境内不稳定因素与境外不稳定因素相互作用,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极端贫困问题、食品不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生产安全事故、盗窃诈骗类侵财性刑事犯罪、城镇化进程中的强征强拆、生态环境破坏、公权力腐败等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如何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是新时代推进公民自由而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新时代,我们必须从维护公民生存和发展的立场出发,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理念,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从微观角度探寻克服公民安全困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同时,我们还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公民可持续安全理念,从宏观角度思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总体路径。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七个部分。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研究的问题和内容及研究问题的说明,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正文第一章是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有关人的生存、人的财产、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和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及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等进行梳理分析,挖掘“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的理念、思想和观点,为科学界定公民安全做好理论铺垫。第二章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根据第一章对“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理念、思想和观点的梳理分析,结合学界对安全的不同界说,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明确公民安全的概念,核心内容和演绎路径,并分析探讨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和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的关系,为后文对我国公民安全进行系统分析奠定基础。该部分指出,公民安全是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在实际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免受来自内部或外界的非法侵害,以及所拥有的一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的状态。公民生命安全、公民财产安全、公民自由安全是公民安全的核心内容,也是公民安全的价值所在。将自由安全纳入公民安全核心内容突破了传统上认为公民安全就是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界限。第三章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亦可称为公民安全的萌生条件。安全问题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相伴生,但公民安全作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安全的一个研究领域则是20世纪90年代“人的安全”理念提出以后的事情,这说明公民安全提出、形成和发展是需要条件的。该部分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等五个方面发生的变化来分析探讨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第四章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从我国公民安全安全核心内容的三个层面对我国公民安全概况进行现实考量,即主要从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层面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困境产生的原因,是本论文的重点。第五章是本文的另一个重点,分析探讨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该部分从中国公民安全实际出发,按照“分——总”的思路提出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第一节主要是针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第二节主要是根据我国公民安全的总体概况,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对如何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进行了总体思考。通过“分——总”思路分别提出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并使之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共同保障和推进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最后一部分是结语,虽然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复杂多元,而且有些难以预测,但在中国共产党党、中国政府、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共同努力下,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会逐步得到解决或减少,公民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也会越来越完善。
二、仁政·善政·德政——从政府施政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仁政·善政·德政——从政府施政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研究述评 |
| (一)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研究脉络梳理 |
| (二)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国内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研究评析 |
| (四)国外相关研究现状及评析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民生 |
| (二)话语 |
| (三)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 |
| 四、研究方法、重点难点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重点难点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增进民生福祉: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
| 一、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 |
| (一)为人民谋幸福是党根本宗旨的基本内容 |
| (二)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有效牵引 |
| 二、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现实路径 |
| (一)民生问题是政权兴替的关键因素 |
| (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 |
| 三、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
| (一)持续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
|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 |
| 四、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践当中 |
| (一)中国共产党民生建设的基本历程 |
| (二)民生话语随中国共产党民生工作重心的变化不断发展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逻辑理路 |
| 一、基本依据: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任务 |
|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出场语境 |
| (二)民生:中国近现代社会终极历史任务 |
| 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指导 |
| (一)“现实的人”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逻辑起点 |
| (二)革命的“改革世界”是马克思主义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途径 |
| (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最终目标 |
| 三、历史资源: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 |
| (一)传统文化中的民生话语 |
| (二)儒家民生话语的时代困局 |
| 四、思想借鉴:民生主义的启示 |
| (一)民生主义话语的形成与嬗变 |
| (二)民生主义的价值检视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演进历程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 |
| (一)“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起始 |
| (二)“打土豪,分田地”: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主体的扩充 |
| (三)“经济工作”“大生产”: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充实与发展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 |
| (一)“先生产、后生活”: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务实开端 |
| (二)“赶英超美”“八字方针”: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曲折发展 |
| (三)“抓革命、促生产”: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异化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 |
| (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匡正与转型 |
| (二)“全面建设小康”: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重要突破 |
|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重要发展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 |
| (一)“美好生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主要内容 |
| (二)“共享发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核心理念 |
|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目标指向 |
|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世界情怀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的主要特征与基本经验 |
| 一、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的主要特征 |
| (一)话语思维日趋现代化 |
| (二)话语内容日趋人文化 |
| (三)话语方式日趋生活化 |
| (四)话语传播日趋国际化 |
| 二、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的基本经验 |
| (一)在坚守初心使命中坚定话语方向 |
| (二)在坚持问题导向中明确话语主题 |
| (三)在注重中国元素中塑造话语风格 |
| (四)在拓宽话语传播中扩大话语影响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现实境遇 |
| 一、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主要成就 |
| (二)当前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主要问题 |
| (三)当前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存在不足的原因分析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面临的挑战 |
|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提出新要求 |
| (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提出新挑战 |
| (三)西方话语霸权对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干扰 |
|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面临的机遇 |
| (一)改革开放以来民生建设的巨大成就催生话语构建的民族自信 |
| (二)文化强国发展战略铸牢话语构建的思想支撑 |
| (三)全媒体传播格局拓展话语构建的主要渠道 |
| (四)“东升西降”的历史趋势提升话语构建的国际地位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创新发展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重要价值 |
| (一)构建新时代中国民生话语体系 |
| (二)助推新时代中国民生建设发展 |
| (三)将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基本原则 |
| (一)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相结合 |
| (二)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结合 |
| (三)批判性与开放性相结合 |
| (四)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 |
| (五)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 |
|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路径选择 |
| (一)夯实理论: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民生 |
| (二)针对问题: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实践 |
| (三)多元形式:实现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的有机融合 |
| (四)世界表达:彰显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人类情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2）习近平政德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 |
| 1.2.2 国外研究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点 |
| 第二章 习近平政德观的生成历程 |
| 2.1 政德观的内涵界定 |
| 2.1.1 政德观的内涵 |
| 2.1.2 政德观的伦理意蕴 |
| 2.2 习近平政德观的理论渊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政德观 |
| 2.2.2 中国传统政德思想 |
| 2.2.3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 |
| 2.3 习近平政德观的发展阶段 |
| 2.3.1 习近平政德观的萌发 |
| 2.3.2 习近平政德观的提出 |
| 2.3.3 习近平政德观的发展 |
| 第三章 习近平政德观的内涵特质 |
| 3.1 明大德 |
| 3.1.1 明政治信仰之德 |
| 3.1.2 明政治忠诚之德 |
| 3.1.3 明政治使命之德 |
| 3.2 守公德 |
| 3.2.1 守为民之德 |
| 3.2.2 守为公之德 |
| 3.2.3 守公权之德 |
| 3.3 严私德 |
| 3.3.1 严于清正廉洁 |
| 3.3.2 严于克己慎独 |
| 3.3.3 严于家教家风 |
| 3.4 习近平政德观的鲜明特质 |
| 3.4.1 党和人民利益的合一 |
| 3.4.2 党性与德性的合一 |
| 3.4.3 德治与法治的合一 |
| 3.4.4 知信行的合一 |
| 第四章 习近平政德观的时代价值 |
| 4.1 理论价值 |
| 4.1.1 系统提出了新时代党执政的德性要求 |
| 4.1.2 完整构建了新时代党德政的价值坐标 |
| 4.1.3 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伦理思想 |
| 4.2 实践价值 |
| 4.2.1 为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培育指明了修养方法 |
| 4.2.2 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明确了伦理路径 |
| 4.2.3 为世界政党治国理政提供了善治智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3）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研究的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产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的历史剧变和时代主题 |
| 一、内外交困的生存危机 |
| 二、“天命论”衰弱带来的价值危机 |
| 三、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 |
| 第二节 康有为的学术历程 |
| 一、幼年家庭影响 |
| 二、师从朱次琦 |
| 三、广涉西学新思想 |
| 四、转向今文经学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政治伦理思想的冲突与转折 |
| 一、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衰败 |
| 二、近代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的东传 |
| 三、近代中国新旧政治伦理的交锋 |
| 第二章 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哲学基础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思想渊源 |
| 一、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 |
| 二、今文经学托古改制理论 |
| 三、佛教的慈悲平等观念 |
| 第二节 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 |
| 一、民主政治价值观念 |
| 二、自然科学理论 |
| 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
| 第三节 政治伦理的哲学基础 |
| 一、以元统天的本体论 |
| 二、爱恶自然的人性论 |
| 三、天欲人理的理欲观 |
| 四、三世进化的历史观 |
| 第三章 生而平等的政治伦理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人人平等——平等为先验之公理 |
| 一、平等思想的本土源流 |
| 二、平等为人类之公理 |
| 三、平等之法最益于人道 |
| 第二节 天赋民权——人人有自主之权 |
| 一、中国民权思想的缘起 |
| 二、人人有自主之权的论证 |
| 一、国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 |
| 二、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 |
| 第四章 君主立宪的制度伦理设计 |
| 第一节 破旧立新——专制政治的必然灭亡 |
| 一、君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 |
| 二、废除专制为人道之所以然 |
| 第二节 立宪政治——归之于众的政治正义 |
| 一、中国宪政思想的缘起 |
| 二、宪政者合君民而共治 |
| 三、归之于众的政治正义 |
| 第三节 君主致治——扬君之势的现实策略 |
| 一、升平之世必君主立宪 |
| 二、千年制度非一日可除 |
| 三、共和之制今必不可行 |
| 第五章 渐进改良政治伦理实践的救国方略 |
| 第一节 渐进改良——治安为尚的路径选择 |
| 一、共和之制共争共乱 |
| 二、先求不乱而后求治 |
| 三、三世进化的渐进性 |
| 第二节 物质救国——近代中国的救国之方 |
| 一、中西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冲突 |
| 二、发展物质为救国之急药 |
| 三、欧美胜于物质中国胜于道德 |
| 第三节 以智为导——智统四端的伦理文化 |
| 第六章 太平大同的政治理想 |
| 第一节 众生平等——均平主义的制度构建 |
| 一、平等的制度构建 |
| 二、平等的实现路径 |
| 第二节 去私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构想 |
| 一、去私为公的经济正义 |
| 二、天下为公的政治公正 |
| 第三节 以仁为本——顺乎人道的为政理念 |
| 一、“本体论说”的新立意 |
| 二、“仁道进化”的新构想 |
| 第四节 去苦求乐——德福一致的终极关怀 |
| 一、去苦求乐的终极追求 |
| 二、德福一致的最终实现 |
| 第七章 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与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历史局限与理论缺陷 |
| 一、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实质的掩盖 |
| 二、对中西方政治伦理思想认识与利用的扭曲 |
| 三、君主立宪制度表象与实质之间的相悖 |
| 四、政治伦理思想进步与保守的两面性 |
| 五、后期政治伦理思想的倒退与反动 |
| 六、大同社会理想的空想与虚妄 |
| 第二节 历史价值 |
| 一、强调了政治伦理的价值基础是以人为本 |
| 二、提倡以理性指导社会改造 |
| 三、启迪了近代的政治变革 |
| 第三节 当代启示 |
| 一、政治伦理的建构要吸收本土文化资源 |
| 二、政治改革要顺应国情与大势 |
| 三、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需有创新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分析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思想渊源 |
|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思想 |
| 二、理论渊源: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 |
| 三、理论借鉴:借鉴西方反贫困思想的有益内容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实践历程 |
| 一、经济体制改革作用下大规模缓解贫困(1978-1986 年) |
| 二、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发式扶贫(1986-2007 年) |
| 三、开发扶贫和社会救助两轮驱动反贫困(2007-2012 年) |
| 四、新时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脱贫攻坚(2012 年- )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初步形成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扩展丰富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深化完善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新发展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主要框架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基本方略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道路选择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承担主体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发展目标 |
|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实践动力 |
|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可靠保障 |
| 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国际参与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特征与价值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特征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理由及意义 |
| 1.1.1 选题理由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4 研究的基本方法 |
| 1.4.1 历史的方法 |
| 1.4.2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
| 1.4.3 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
| 1.5 基本概念 |
| 1.5.1 公正 |
| 1.5.2 公正观 |
| 1.5.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 |
| 1.6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问题指向 |
| 2.1 改革开放以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巨大成就 |
| 2.2 社会各领域的不公正问题 |
| 2.2.1 区域、城乡、行业和居民收入差距问题 |
| 2.2.2 腐败问题 |
| 2.2.3 民生问题 |
| 2.2.4 生态正义问题 |
| 2.3 思想领域的错误公正观 |
| 2.3.1 平均主义的公正观 |
| 2.3.2 效率至上的公正观 |
| 2.3.3 个人权利至上的公正观 |
| 第3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思想来源 |
| 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民族文化渊源 |
| 3.1.1 中国古代公正观 |
| 3.1.2 中国近代公正观 |
| 3.1.3 中国传统公正观评析 |
|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理论基础 |
| 3.2.1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批判性思维 |
| 3.2.2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主要内容 |
| 3.2.3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逻辑进路 |
| 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理论准备 |
| 3.3.1 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公正的根本保障 |
| 3.3.2 权利平等是社会公正的主要内容 |
| 3.3.3 按劳分配、利益兼顾是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 |
| 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重要借鉴 |
| 3.4.1 批判视域下的新自由主义公正观 |
| 3.4.2 借鉴视域下的社群主义公正观 |
| 第4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历史发展 |
| 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形成与发展的依据 |
| 4.1.1 经济依据 |
| 4.1.2 制度依据 |
| 4.1.3 文化依据 |
| 4.1.4 社会依据 |
| 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发展阶段划分的依据 |
| 4.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公正主题的变化 |
| 4.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公正理论内容的变化 |
| 4.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形成 |
| 4.3.1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公正的根本前提 |
| 4.3.2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公正的实现过程和目标 |
| 4.3.3 人民民主、按劳分配、适度平衡是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 |
| 4.3.4 制度是社会公正的重要保障 |
| 4.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丰富 |
| 4.4.1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促进社会公正的重要手段 |
| 4.4.2 从严治党、保护人权、民主法制是促进社会公正的重大举措 |
| 4.4.3 实现科学发展是促进社会公正的重要前提 |
| 4.4.4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 |
| 4.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新发展 |
| 4.5.1 中国社会公正问题的理论剖析 |
| 4.5.2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践探索 |
| 4.5.3 习近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
| 第5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内在结构 |
| 5.1 社会公平正义的地位论 |
| 5.1.1 社会主义本质体现论 |
| 5.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论 |
| 5.1.3 中国共产党执政责任论 |
| 5.2 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论 |
| 5.2.1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党认识公平正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武器 |
| 5.2.2 远期目标论 |
| 5.2.3 阶段性目标论 |
| 5.3 社会公平正义的规则论 |
| 5.3.1 发展经济论 |
| 5.3.2 效率公平统一论 |
| 5.3.3 “三位一体”论 |
| 5.3.4 共享论 |
| 5.3.5 短板论 |
| 5.3.6 兜底论 |
| 5.4 社会公平正义的领域全覆盖论 |
| 5.4.1 城乡区域公平 |
| 5.4.2 收入分配公平 |
| 5.4.3 教育公平 |
| 5.4.4 社会保障公平 |
| 5.4.5 公民权利公平 |
| 5.5 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论 |
| 5.5.1 党的领导保障论 |
| 5.5.2 制度保障论 |
| 5.5.3 法治保障论 |
| 5.6 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论 |
| 5.6.1 共识论 |
| 5.6.2 改革论 |
| 5.6.3 环境论 |
| 第6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价值意蕴 |
| 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理论价值 |
| 6.1.1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中国化的科学理论成果 |
| 6.1.2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支撑 |
| 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实践价值 |
| 6.2.1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现代化强国凝聚力量 |
| 6.2.2 为迎接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到来奠定思想基础 |
| 6.2.3 为走出公平正义困境指明方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6）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理论意义 |
| 二、研究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现有相关研究的评价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定性研究法 |
| 三、历史研究法 |
| 四、比较研究法 |
| 五、多学科综合研究法 |
| 第六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法治与法治政府的概念解析 |
| 第一节 法治内涵及其与人治的关系 |
| 一、法治内涵 |
| 二、法治与人治的关系 |
| 第二节 政府的内涵及其与国家的区别 |
| 一、政府的内涵 |
| 二、政府与国家的区别 |
| 第三节 法治政府的内涵与特征 |
| 一、法治政府的内涵 |
| 二、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 |
| 第四节 法治政府的基本规则 |
| 一、法治政府的形式规则 |
| 二、法治政府的实质规则 |
| 三、法治政府基本规则实现的条件 |
| 第五节 法治政府的实践标准 |
| 一、首要标准:行政主体依法设立 |
| 二、关键标准:行政权力依法获取 |
| 三、核心标准:行政行为受法律制约 |
| 四、保障标准:行政违法行为依法严惩 |
| 五、终极标准:行政权力服务公众和社会 |
| 第二章 法治政府理论的源与流 |
| 第一节 西方法治政府理论 |
| 一、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法治政府理论 |
| 二、中世纪时期的法治政府理论 |
| 三、近代资本主义时期法治政府理论 |
| 四、当代西方法治政府理论 |
| 五、西方法治政府理论评析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法治政府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法治理论 |
| 二、列宁法治政府理论 |
| 三、马克思主义法治政府理论评析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的优秀法治政府理论 |
| 一、古代法家的法治政府理论 |
| 二、清末法学家的法治政府理论 |
| 三、中国传统的优秀法治政府理论评析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法治政府理论的发展历程 |
| 一、改革开放前法治政府理论的探索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理论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理论 |
| 第二节 法治政府实践发展历程 |
| 一、艰难探索阶断(1949年——改革开放前) |
| 二、初步实践阶断(改革开放后——1989年) |
| 三、全面实践阶段(1989年——2003年) |
| 四、继续推进阶段(2003年——2012年) |
| 五、全面深化阶段(2012年——至今) |
| 第三节 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的评析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所取得的基本成就 |
| 一、行政法律规范建设硕果累累,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 |
| 二、不断改革政府机构,推进了政府职能转变 |
| 三、全面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有效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
| 四、政府及其公务员依法行政意识明显增强,明确了法治政府实践目标 |
| 五、不断完善行政权力监督体系,提升了法治政府实践水平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面临的问题 |
| 一、法治政府理论研究与实践认识程度还不够深入 |
| 二、法治政府的制度建设还不够健全 |
| 三、行政体制性障碍还未从根本上消除 |
| 四、行政执法行为还不够规范甚至滥用行政权力 |
| 五、部分公务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还比较低 |
| 六、法治政府实践的监督制度落实还不够到位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障碍的归因 |
| 一、中国特殊外部环境因素的深远影响 |
| 二、政府自身能力不足因素的深刻影响 |
| 三、缺乏对“法治”正确认识的重要影响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宏观框架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模式选择 |
| 一、法治政府实践的基本模式 |
| 二、关于法治政府实践模式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
| 三、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模式选择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内容 |
| 一、法治政府与良好秩序 |
| 二、法治政府与推动民主 |
| 三、法治政府与促进自由 |
| 四、法治政府与维护公正 |
| 五、法治政府与保护人权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需理顺的外部关系 |
| 一、法治政府与政党 |
| 二、法治政府与法治国家 |
| 三、法治政府与法治文化 |
| 四、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 |
| 第六章 推进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可行性 |
| 一、基础理论上的可行性 |
| 二、多维制度上的可行性 |
| 三、时代发展上的可行性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指导原则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政府实践 |
| 二、坚持以民为中心 |
| 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 四、坚持立足当代中国实际 |
| 五、坚持硬法与软法相结合 |
| 六、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
| 第三节 优化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若干对策 |
| 一、清除思想障碍:大力增强行政公务人员的法治观念 |
| 二、革新行政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有限政府和服务政府 |
| 三、筑牢民主根基:建立健全民主政治制度 |
| 四、强化制度支撑:建立健全行政法律规范体系 |
| 五、控制行政权力:严格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 |
| 六、畅通救济渠道:建立健全行政救济机制 |
| 七、增强外在动力:发展和壮大市民社会 |
| 在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7）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及其逻辑基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现状评析 |
| 三、研究思路、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的核心概念探析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的涵义 |
| 一、治理的内涵 |
| 二、国家治理的内涵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 |
| 一、国家治理体系 |
| 二、国家治理能力 |
| 三、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关系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现代化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 |
|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表征 |
| 第二章 探析国家治理模式:案例举要 |
| 第一节 治理模式之一:美国模式 |
| 一、美国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主要做法 |
| 二、美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 |
| 第二节 治理模式之二:俄罗斯模式 |
| 一、俄罗斯国家治理的主要做法 |
| 二、俄罗斯国家治理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 |
| 第三节 治理模式之三:印度模式 |
| 一、印度国家治理的主要做法 |
| 二、印度国家治理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 |
| 第四节 治理模式之四:新加坡模式 |
| 一、新加坡国家治理模式的主要特点 |
| 二、新加坡国家治理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 |
| 第五节 多种国家治理模式的利弊、经验、教训分析 |
| 一、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长期反复的历史进程 |
| 二、世界上不存在适用所有国家的“普世”治理模式 |
| 三、照搬西方治理模式忽视对适合本国模式的独立探索 |
| 四、西方政治体制的缺陷易导致治理失灵 |
| 第三章 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和制度优势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的政党制度 |
| 一、中国的政党制度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国情 |
| 二、中国政党制度特点的具体体现 |
| 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的主体依靠 |
| 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国家治理的应有之义 |
| 二、人民群众是国家治理力量的根本来源 |
| 三、中国式民主是实践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保障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系 |
| 一、国家治理必须坚持价值体系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
| 二、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为国家治理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
| 三、国家治理不断吸取中华传统文化精华 |
| 第四节 国家治理的目标协同体制机制 |
| 一、阶段目标与长期目标有机协同 |
| 二、增量改革消除非均衡矛盾 |
| 三、顶层设计与接力推进有机协同 |
| 第四章 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内在逻辑基础之一——现代国家结构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领导力量的中国特色 |
| 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
|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党的领导 |
| 三、中国共产党治国先治党 |
| 四、推进党的治理能力现代化 |
| 第二节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中国国情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历史回顾 |
| 二、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现实困境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建构 |
| 第三节 中国国家治理法治化的特点 |
| 一、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 |
|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法治中国建设的主要路径 |
| 第五章 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内在逻辑基础之二——中国特色现代国家治理理论 |
| 第一节 中国国家治理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源流 |
|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思想基础 |
| 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形成过程 |
| 三、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治理理论 |
| 一、现代以前的国家治理理论 |
| 二、现代国家治理理论兴起的背景 |
| 三、当代国家治理主要理论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现代国家治理理论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历史理论逻辑 |
| 二、中国特色现代国家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
| 第六章 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内在逻辑基础之三——制度与文化的守正创新 |
| 第一节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
| 一、国家治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
| 二、国家治理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目标追求 |
| 第二节 先进文化的引领 |
| 一、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文化的核心理念 |
| 小结 |
| 一、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是中国对世界治理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
| 二、直面中国国家治理众多矛盾和挑战 |
| 三、中国国家治理任重道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难点与创新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政府责任伦理限域的阐释 |
| 第一节 责任、责任伦理与政府责任伦理的涵义 |
| 一、责任的涵义 |
| 二、责任伦理的内涵 |
| 三、政府责任伦理的涵义与多学科审视 |
| 第二节 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阐释 |
| 一、管理哲学视域政府责任伦理的涵义与特征 |
| 二、管理哲学视域政府责任伦理的层次 |
| 三、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构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政府责任伦理思想的历史回溯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西方政府责任伦理思想的历史回溯 |
| 一、至善:古代西方城邦治理的责任伦理追求 |
| 二、个体权利:近代西方的政府责任伦理追求 |
| 三、效率到公平:现当代西方政府责任伦理理论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责任伦理思想的历史回溯 |
| 一、儒家“仁政”思想:中国古代的政府责任伦理思想 |
| 二、公共意识觉醒:中国近现代的政府责任伦理体现 |
| 三、为人民服务:中国当代的政府责任伦理追求 |
| 第三节 政府责任伦理的理论基础 |
| 一、社会契约论为政府责任伦理提供基本的阐释逻辑 |
| 二、康德道义论责任观为责任伦理奠定基础 |
| 三、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为现代政府责任伦理提供参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内容 |
| 第一节 政府责任伦理确立的基本原则 |
| 一、公共性原则 |
| 二、以人为本原则 |
| 三、共生共存原则 |
| 第二节 政府责任伦理的内在规定性 |
| 一、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统一 |
| 二、管理效率与管理公平的统一 |
| 三、发展意识与生态意识的统一 |
| 第三节 政府责任伦理的基本内容 |
| 一、维护公共利益 |
| 二、维护社会公正 |
| 三、保障公民权利 |
| 四、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
| 第四节 政府责任伦理的实践方式 |
| 一、政府责任伦理的制度化 |
| 二、建立和完善政府问责制 |
| 三、树立政府公务人员的责任伦理观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价值 |
| 第一节 管理哲学视域政府责任伦理的理论价值 |
| 一、政府责任伦理彰显了政府管理的价值理性 |
| 二、政府责任伦理改变了政府管理与道德无涉的状况 |
| 第二节 管理哲学视域政府责任伦理的实践价值 |
| 一、政府责任伦理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 |
| 二、政府责任伦理有助于提升政府能力 |
| 三、政府责任伦理有助于增强政府公信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建设困境与救治 |
| 第一节 政府责任伦理的建设困境 |
| 一、政府责任伦理建设的理性困境 |
| 二、政府责任伦理建设的主体困境 |
| 三、政府责任伦理建设的方法困境 |
| 第二节 政府责任伦理建设困境的救治 |
| 一、理性完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弥合 |
| 二、政府治理方式: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
| 三、救治方法:技术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结合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的政府责任伦理之思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责任伦理建设的必要性 |
| 一、建设政府责任伦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
| 二、建设政府责任伦理是深化政府体制改革的需要 |
| 三、建设政府责任伦理是提升政府内部软环境的需要 |
| 四、建设政府责任伦理是维护政府公正的需要 |
| 第二节 当前中国政府责任伦理建设的成就 |
| 一、生态责任意识升华:“生命共同体”思想格局 |
| 二、政府正义的维护: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
| 三、人民利益维护:创新地提出增强人民的“获得感” |
| 第三节 当前中国政府责任伦理建设不足与完善 |
| 一、政府责任伦理实践者的不作为问题及其应对之策 |
| 二、政府责任伦理核心问题:社会不公现象及其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及基层政府实践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释义及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 |
| 2.1.1 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内涵 |
| 2.1.2 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实质 |
| 2.2 基层政府实践 |
| 2.2.1 基层政府实践的概念 |
| 2.2.2 基层政府实践的主体、客体及其关系 |
| 2.2.3 基层政府实践的影响因素 |
| 2.2.4 基层政府实践的价值标准与评估框架 |
| 2.3 执政为民理念教育 |
| 2.3.1 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内涵 |
| 2.3.2 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主客体关系 |
| 2.4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4.1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理论 |
| 2.4.2 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 |
| 2.4.3 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理论 |
| 2.4.4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利益理论 |
| 2.4.5 理论的应用及关系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发展脉络与实践经验 |
| 3.1 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历史渊源 |
| 3.1.1 秉承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传统 |
| 3.1.2 汲取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 |
| 3.2 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为民理念的发展创新 |
| 3.2.1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党的宗旨 |
| 3.2.2 明确“以经济建设中心”,抓住为民根本 |
| 3.2.3 强调“三个代表”,保持党的先进性 |
| 3.2.4 树立“以人为本”核心立场,推动科学发展 |
| 3.2.5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描绘新时代发展蓝图 |
| 3.3 基层政府贯彻实践执政为民理念的历史经验 |
| 3.3.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民谋取实利,赢得人民拥护 |
| 3.3.2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基层广大民众为主体推动社会变革 |
| 3.3.3 改革开放时期:满足群众现实需要,激发发展活力 |
| 3.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 |
| 第4章 改革开放进程中基层政府实践的价值偏离问题 |
| 4.1 群众观偏离:基层政府的责权利失衡现象 |
| 4.1.1 基层政府履责过程中存在公共服务缺位现象 |
| 4.1.2 基层政府执政过程中群众的政治参与不足 |
| 4.1.3 基层政府主导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争利行为 |
| 4.2 政绩观偏离:基层政府对中央利民政策的“选择性执行” |
| 4.2.1 基层政府“选择性执行”的突出表现 |
| 4.2.2 “选择性执行”使基层政府绩效产生价值偏离 |
| 4.3 发展观偏离:基层政府发展实践的价值选择 |
| 4.3.1 基层政府面临“公平—效率”选择矛盾 |
| 4.3.2 一些基层政府制定发展策略趋向功利化 |
| 4.3.3 基层政府采取功利型发展策略产生负面影响 |
| 4.4 个体价值观偏离:基层干部党风廉政问题 |
| 4.4.1 “官本位”意识与表现 |
| 4.4.2 基层干部脱离群众现象 |
| 4.4.3 贪污腐化与“隐性腐败” |
| 第5章 基层政府实践偏离执政为民理念的原因反思 |
| 5.1 基层政府利益主体地位的产生及工具理性膨胀 |
| 5.1.1 基层政府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 |
| 5.1.2 利益集团对基层政府产生显着影响 |
| 5.1.3 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利益冲突 |
| 5.1.4 基层政府决策存在利益偏好 |
| 5.2 基层政府博弈挑战政治伦理秩序并导致自身异化 |
| 5.2.1 纵向博弈对中央—基层政治伦理秩序的影响 |
| 5.2.2 横向博弈对基层政府组织自身的异化 |
| 5.2.3 地方保护主义使中央调控面临现实阻力 |
| 5.3 干部个人主义利益追求对人的物化 |
| 5.3.1 生活世界中商品价值观的销蚀 |
| 5.3.2 基层干部的代理人角色 |
| 5.3.3 制约失效下的权力寻租 |
| 5.4 基层执政为民理念教育有效性不足 |
| 5.4.1 教育环境的复杂性对教育主体形成干扰 |
| 5.4.2 教育者有效性缺失影响受教育者的认同 |
| 5.4.3 教育方法单一影响教育的实际效果 |
| 第6章 执政为民价值理性复归和加强执政为民理念教育 |
| 6.1 以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为旨归 |
| 6.1.1 提高干部执政为民意识 |
| 6.1.2 增强干部的政治认同 |
| 6.1.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
| 6.1.4 发扬党的宗旨保持优良作风 |
| 6.2 以培育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目标 |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实践群众路线 |
| 6.2.2 端正政绩观权力观,升华人生价值旨趣 |
| 6.2.3 重塑价值观利益观,统一精神物质生活 |
| 6.3 科学把握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原则与要求 |
| 6.3.1 明确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基本原则 |
| 6.3.2 把握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现实要求 |
| 6.4 对干部进行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主要途径 |
| 6.4.1 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
| 6.4.2 深化主题教育活动 |
| 6.4.3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
| 6.4.4 优化典型示范教育 |
| 6.5 知行合一:增强执政为民理念教育有效性 |
| 6.5.1 发挥基层干部在实践中的主体性作用 |
| 6.5.2 实现执政为民理念到实践的“二次飞跃” |
| 第7章 新时代基层政府坚持执政为民的实践路向 |
| 7.1 推进利益协调突破利益固化藩篱 |
| 7.1.1 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
| 7.1.2 优化基层政府利益博弈关系 |
| 7.1.3 促进共同富裕与社会公平 |
| 7.1.4 共建共享让利于民 |
| 7.2 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政府责任 |
| 7.2.1 加强政府机构效能建设 |
| 7.2.2 完善群众利益表达机制 |
| 7.2.3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7.2.4 致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
| 7.3 建设法治政府提供制度保障 |
| 7.3.1 推进基层法治建设依法治理 |
| 7.3.2 优化基层权力运行制约机制 |
| 7.3.3 完善基层考核晋升激励机制 |
| 7.4 适应社会变革推动政府创新 |
| 7.4.1 弘扬中华文化:地方特色文化建设启示 |
| 7.4.2 推动乡村振兴:Y县经济发展方式考察 |
| 7.4.3 优化利益表达:L市网络问政状况分析 |
| 第8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1:本文研究调查对象基本情况统计表 |
| 附录2: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基层实践状况调查问卷(A卷) |
| 附录3: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基层实践状况调查问卷(B卷) |
（10）我国公民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国外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 2.2 国内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 2.3 小结:公民安全研究的不足与启示 |
| 3 研究的问题与内容 |
| 3.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3.2 研究问题的说明 |
| 3.3 研究的内容 |
| 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4.1 研究方法 |
| 4.2 技术路线 |
| 第1章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 |
| 1.1 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 |
| 1.1.1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生存的基本思想 |
| 1.1.2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财产的基本思想 |
| 1.1.3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 |
| 1.1.4 小结: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蕴含人的安全理念 |
| 1.2 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 |
| 1.2.1 西方人的安全研究的历史溯源 |
| 1.2.2 批判安全研究 |
| 1.2.3 “人的安全”理论 |
| 1.2.4 小结:批判安全与“人的安全”研究为界定公民安全提供思想滋养 |
| 1.3 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 |
| 1.3.1 中国民本思想蕴含的安全理念 |
| 1.3.2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蕴含的安全理念 |
| 1.3.3 小结: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为公民安全研究提供重要指引 |
| 1.4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研究述评 |
| 第2章 公民安全的界定 |
| 2.1 安全及其相关概念 |
| 2.1.1 安全的不同界说 |
| 2.1.2 安全相关的主要概念 |
| 2.2 公民安全的内涵 |
| 2.2.1 公民安全的概念 |
| 2.2.2 公民安全的内容 |
| 2.2.3 公民安全的演绎路径 |
| 2.3 公民安全的基本特征 |
| 2.4 公民安全的实现条件 |
| 2.4.1 国家善治 |
| 2.4.2 社会和谐 |
| 2.4.3 公民安全意识内化于心 |
| 2.4.4 经济持续科学发展 |
| 2.5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之关系 |
| 2.5.1 国家安全与公民安全“对立统一” |
| 2.5.2 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相互交织 |
| 2.5.3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公民安全“和而不同” |
| 第3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 |
| 3.1 政治环境 |
| 3.1.1 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 |
| 3.1.2 四大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
| 3.1.3 “依法治国”的提出和完善 |
| 3.2 经济环境 |
| 3.2.1 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改革 |
| 3.2.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 3.3 社会环境 |
| 3.3.1 社会异质性增加 |
| 3.3.2 社会转型发展 |
| 3.4 文化环境 |
| 3.4.1 儒家文化的历史传承 |
| 3.4.2 “以人为本”文化生态的建立 |
| 3.5 国际环境 |
| 3.5.1 全球化浪潮的推动 |
| 3.5.2 国际公约的规制 |
| 3.5.3 世界人权斗争的影响 |
| 3.5.4 联合国“人的安全”的提出 |
| 3.6 小结 |
| 第4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实考量 |
| 4.1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 |
| 4.1.1 公民生命安全总体得到保障 |
| 4.1.1.1 威胁生命安全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
| 4.1.1.2 威胁生命安全的战乱因素总体得到控制 |
| 4.1.2 公民财产安全基本实现 |
| 4.1.2.1 公民财产稳步增长 |
| 4.1.2.2 国家重视保护公民合法财产安全 |
| 4.1.2.3 保障公民合法财产安全的法律比较完善 |
| 4.1.3 公民自由安全逐步完善并落实 |
| 4.1.3.1 公民真实自由逐步实现 |
| 4.1.3.2 公民政治权利逐渐完善和落实 |
| 4.1.3.3 公民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共同发展 |
| 4.2 我国公民安全的主要困境 |
| 4.2.1 公民生命安全面临的威胁 |
| 4.2.1.1 贫困威胁依然存在 |
| 4.2.1.2 食品不安全威胁突出 |
| 4.2.1.3 重大疾病威胁加大 |
| 4.2.1.4 生产安全事故威胁频现 |
| 4.2.1.5 恐怖主义威胁增多 |
| 4.2.2 公民财产安全遭遇的挑战 |
| 4.2.2.1 强征强拆侵犯公民财产安全 |
| 4.2.2.2 侵财犯罪损害公民财产安全 |
| 4.2.3 公民自由安全存在的问题 |
| 4.2.3.1 公民真实自由存在诸多短板 |
| 4.2.3.2 侵犯公民自由安全的现象还存在 |
| 4.3 我国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原因 |
| 4.3.1 经济发展不科学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根本原因 |
| 4.3.2 民主法治不完善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关键原因 |
| 4.3.3 公民安全理念缺位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重要原因 |
| 4.3.4 社会安全问题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直接原因 |
| 第5章 新时代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路径 |
| 5.1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 |
| 5.1.1 新时代我国公民生命安全威胁的应对 |
| 5.1.1.1 以“精准扶贫”为指引,打赢扶贫攻坚战 |
| 5.1.1.2 以“社会共治”为主线,保障公民食品安全 |
| 5.1.1.3 以“预防”为中心,防控重大疾病威胁 |
| 5.1.1.4 “规范”为导向,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
| 5.1.1.5 以“去极端化”为基础,打好反恐“组合拳” |
| 5.1.2 新时代我国公民财产安全挑战的化解 |
| 5.1.2.1 以“法律”为准绳,杜绝强征强拆行为 |
| 5.1.2.2 以“打防控”为举措,制止各类侵财犯罪 |
| 5.1.3 新时代我国公民自由安全问题的处置 |
| 5.1.3.1 以“发展”为根本,筑牢公民自由安全的基础 |
| 5.1.3.2 以“制度”为核心,约束公权力对公民自由的侵害 |
| 5.2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路径的总体思考 |
| 5.2.1 正确架构政党、国家、社会与公民安全的关系 |
| 5.2.1.1 突出中国共产党维护公民安全的主导作用 |
| 5.2.1.2 强化政府保障公民安全的主体作用 |
| 5.2.1.3 发挥社会力量保护公民安全的重要作用 |
| 5.2.2 全面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 |
| 5.2.2.1 法治是保障公民安全的必由之路 |
| 5.2.2.2 加快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建设 |
| 5.2.3 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筑牢保障公民安全基础 |
| 5.2.3.1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 |
| 5.2.3.2 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环境问题 |
| 5.2.4 科学发展军事实力和外交关系厚植保障公民安全优势 |
| 5.2.4.1 强军兴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
| 5.2.4.2 合作共赢构建新型外交关系 |
| 5.2.5 提升公民安全意识,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 5.2.5.1 努力提升公民安全意识 |
| 5.2.5.2 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仁政·善政·德政——从政府施政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研究[D]. 肖玉元.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2]习近平政德观研究[D]. 连昆. 长沙理工大学, 2020(07)
- [3]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D]. 张娟.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D]. 欧阳德君. 贵州师范大学, 2019(02)
-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研究[D]. 陈文林.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6]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施彦军. 华侨大学, 2019(12)
- [7]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及其逻辑基础研究[D]. 谢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02)
- [8]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研究[D]. 李绵. 黑龙江大学, 2019(02)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及基层政府实践问题研究[D]. 孙志云. 西北工业大学, 2018(02)
- [10]我国公民安全研究[D]. 张青磊.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