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透视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民工”管理（论文文献综述）
王妍[1]（2021）在《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经济和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受国家政策和影视制作行业的影响,我国乡村题材的影视作品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在制作水平、内容创作和主题表达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在这类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出现了反映这种社会巨变的思想主题和一系列从传统到现代转化的人物形象,其中最能体现时代思想和艺术变革的是乡村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其具有多元的意识嬗变和形象创新。从二十世纪三十代开始,乡村女性形象在中国影视艺术中是一个常见的形象。与中国乡村社会传统观念和五四新文化启蒙主义思想相纠葛,乡村女性形象具有传统与现代双重意识。新时代与旧时代的文化冲突、思想冲突以及大环境的变迁,都是女性形象变迁的原因。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题材电影和电视剧创作,在新时期同类题材创作的基础上,再次肩负起了反映社会变革和变革中的乡村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的历史重任,呈现出当下中国乡村社会风貌和乡村女性群像。她们是传统文化的现实载体,更是思想解放的主体。我们在梳理和评价这些形象鲜明的乡村女性形象时,不能不思考几个问题:她们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她们与新时期姊妹们有些什么样的异同?她们的形象塑造具有哪些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作为观众和研究者我们要以什么样的视角去诠释这些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及其塑造方式?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努力在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影视作品中去寻找相关答案。从社会学和影视创作理论的角度分析并阐述新世纪以来乡村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的类型和呈现方式,以表现对乡村女性群体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注。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大潮的惯性影响下,新世纪影视剧中乡村女性的形象也在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以此其形象的变迁来印证中国改革开放的艰苦历程,并从中看到了乡村女性在人生价值观、道德取向、情感诉求等方面的变化。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女性的社会处境也发生进一步变化乃至分化。在市场化、都市化和网络化等浪潮冲击下,中国乡村社会结构、道德伦理、人生行为和家庭关系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其中乡村女性的身份、价值和命运的变化最为显着。以乡土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能够充分表征这种时代的新变化,另一方面也能够最适宜表达中国社会传统观念和人生价值观对于当下的深层影响。不同于以往或从电影或从电视的单一形式和单部作品的角度分析乡村女性形象的常见方式,本文以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创作为起点进行纵向梳理、以作品中女性形象类型及其特征横向比较的全方位视角,力求从中国乡村题材影视剧的发展演变和乡村女性形象谱系的延续中,去溯源乡村题材影视剧对乡土和乡村女性的重新审视和再塑造,同时从中探索新世纪中国乡土社会的变革及其引发的乡村女性社会地位、生活方式、职业身份、价值观念的变化过程。通过梳理乡村题材影视剧的女性形象谱系及其人生历程,发现当下乡村女性形象大致分为两大系列:一类是更加趋于开放和现代的乡村女性形象。她们接受了当代文明的洗礼,也留下了当代文明的伤疤。这类女性通过现实和网络接触到越来越多的现代文明和都市文化,并给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大的影响,她们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勇于挑战传统宗法观念和女性道德,争取自己应有的社会角色和家庭地位。这类女性形象包括乡村女干部、女性创业者和某些大学生女村官等。同时,在现代文明和都市文化的负面影响下,乡村女性形象也发生了现代性的畸变。她们从社会底层冲杀出来寻找自己新的人生之路,这是一种正常的人性需求。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将人性良知、自然身体和个人尊严都变成了改变自己命运的资本,金钱至上、自我中心、纵欲享乐成为其追求的价值观。当代乡村题材影视剧生动地刻画了这些堕落或复杂女性的形象,其中包括乡村女贪官、风尘女和留守情妇等。另一类是受传统道德影响和宗法观念迫害的传统乡村女性形象。中国乡村社会和农民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普遍和最持久的保守者,往往也是最终的受害者。由于乡村社会与现代文明的自然间隔,传统文化对于乡村女性的影响源远流长。这种影响培养和保留了中国乡村女性的传统美德,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表征,具有很高的道德境界和审美价值。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大量出现的贤妻良母形象是其中的代表,她们是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好儿媳和好邻居。在商品化大潮中,这类形象和这种思想性格成为现实生活的东方女性的楷模,也成为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审美价值中最诱人的艺术魅力。与此同时,贤妻良母式的传统乡村女性形象往往是建构在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坚忍性格之上的,她们往往是传统道德的崇高者,又是封建道德的殉葬者。因此,除去正常的贤妻良母之外,在传统乡村女性中还有传统道德的牺牲品。新世纪以来,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吸引了大量的农民进城,成为一支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他们抛家舍业辛勤劳作,为城市建设和城里人的生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支队伍在新时期是人数寥寥的,而进入新世纪之后,迅速壮大,同时也就在乡村社会产生出另外一支数量众多的队伍—留守妇女。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塑造了许多留守妇女这一新的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她们的人生处境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过去寡妇和弱女的命运。作品在描写这些人物形象时,充满了深厚的情感,但同时也表现出将其与贤妻良母形象融合的模糊认识。当然,不能简单地将是否走出家庭或乡村作为新旧女性和觉醒蒙昧女性形象的划分依据,因为从新世纪现代社会的发展来看,家务劳动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分工,家庭主妇或者全职太太也可能是一种新女性的形象。但是,在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这类的形象和观念还十分鲜见,可能就是因为乡村社会的现实状况和农民意识制约所致。论文在比较全面的对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类型进行了归类、界定的基础上,对于“留守妇女”“风尘女”等形象及其评价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解。这些问题与困惑不仅仅在影视作品创作中会遇到,而且还是“女性形象”在社会变革中必然面临的困惑。因此,以女性形象为理论出发点,将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影视作品创作为背景,探讨未来女性形象塑造的发展新途径,试图为影视剧中的女乡村性形象的创作及批评提出一点有价值的参考。在这两大类乡村女性形象系列之间,还有两种跨界性的女性形象,那就是靠近现代文明的大学生女村官和靠近乡村民间文化的农村“泼妇”形象。大学生女村官严格来说不属于乡村社会中人,但是其中扎根农村就业的女村官从身份和生活来说,具有了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新女性形象特质;而“泼妇”形象既有传统乡村民间文化的源流,又有现代文化的自我意识张扬。应该说,乡村现代女性中的这两类形象大多并不是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才新出现的人物,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新时期文艺中已经登场,但是,在新世纪同类题材影视剧中这些人物形象更加突出和鲜明,而且这其中有的是新出现的女性形象。不同于二十世纪的乡村题材影视作品,新世纪同类题材的创作者具有了新的人学思想和美学理念,对于乡村女性形象的塑造手法更加多样,特别是受当代影视艺术观念和技巧的影响,在思想内涵上更加注重人物性格的多元性,显示出新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性。而在艺术手法上更加注意融会新的视听语言表现方式,特别是将传统的现实主义写实手法与现代主义表现技巧相结合,运用色彩、声音、构图和音乐等多种方式的不同变化来刻画各种女性形象,创造了比以往同类题材作品中更加丰富的乡村女性形象。本文力图从个案研究和文本细读中梳理总结出乡村女性形象并全面地分析其影像作品背后深刻的文化意蕴,结合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方法,将所研究的影视作品放置在新世纪市场化、城市化的叙事语境下,对其进行全景式的解读和阐释,并努力综合社会学、传播学、电影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方法,以尽量扩展当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文中专门从视听语言的角度,对于乡村女性形象塑造的不同艺术手法进行细致的分区,努力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女性形象建构进行艺术本体分析。新世纪以来的乡村题材的影视作品较之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用艺术形式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新乡村的新风貌,也引起了全社会对乡村女性群体命运的关注。当然,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女性意识还存在着许多不足,特别是在表达女性内在精神世界和人性的复杂性、丰富性方面还需要做更深入的探讨,进而塑造出具有文艺史价值的典型形象。
张娟[2]（2020）在《“智造”背景下东莞新生代农民工再教育研究》文中提出作为世界工厂、制造之都的东莞,吸引了450余万外来劳动力人口。劳动密集型制造工厂,曾是许多入城农民工主要生存场域。如今其所依存外部环境,正发生产业变革与技术颠覆,工厂初阶岗位正被机器人吞噬。而东莞现有技能人才不足20%,人才积累不足以应对产业变革。该研究正是基于此,探讨新生代农民工（以下行文亦简称为“新生代”）在产业变革下之再教育问题及其突围路径。研究意义指向:唤醒新生代再教育认知,重塑产业人力资本投入共识,释放人才红利信号,赋能产业转型。该研究以质性研究掘进,通过文献分析、访谈、个案研究、问卷调查等,透视新生代所生存的产业环境——东莞“智造”,分析产业变革对人才提出新要求,以及新生代个体对自身发展需求。梳理东莞现有新生代农民工培育政策,调研再教育市场供求状况,并基于终身教育理论、生涯发展理论,探讨新生代再教育需求及其实现策略。通过研究得出,东莞“智造”提出了对高技能人才、创造性人才、复合型人才、高学习力人才的新需求;而个人生存与发展已不止步于技能依赖层面,更需融合技术、学历、人文等多重再教育修炼与持续提升,达至教育及人的完整性。在就新生代再教育需求及现状分析中,发现并归纳出以下五个维度的问题:1.觉知困境:对再教育认知不足;2.资源局限:支持要素投入不够;3.供需矛盾:教育市场供求失衡;4.系统缺失:培育体系尚待完善;5.生涯迷途:个人发展欠缺规划。该研究解决对策尝试抛开刻板,并创造性地将上述五个维度问题融入到体系化解决策略之中。基于新生代生涯发展对技能、学历、人文教育的需求为纵轴,并从横向研究与新生代相关各方的支持力量,以系统性思考探讨新生代再教育出路:1.唤醒再教育觉知,推动认知升级;2.构建体系化培育,助力生涯发展;3.探寻再教育之道,融合多维力量;4.借助新技术手段,实现灵活学习。
原新利[3]（2020）在《城市移民社会权保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我国,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迁徙是一直存在的社会现象。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人口流动与迁徙的规模越来越大。特别是自2016年开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不论是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加快了农民进城的速度,大大扩充了农民进城的规模。与传统的城市化建设不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不是物而是人,是进城人口的本地化,是农民的市民化。我国的城镇化推进速度之快令世界惊叹,但也埋下了隐患。在行政目标高效推进的同时,忽视了社会治理法治化框架的整体构建,对城市外来人员“安居谋业”问题基本采用政策性方式,没有对进城农民生存、生活乃至长期发展的基本权利进行研究和保障。户籍改革以及居住证制度虽然缓解了进城农民的待遇差异性问题,但没有从根本上实现进城农民享有城市同等福利水平的目标,户籍改革短时间内也无法解决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落户难题。2016年《居住证暂行条例》正式实施后,申领了迁入城市居住证的公民作为城市移民在城市务工和定居。但由于各种福利待遇的城乡二元分割,其各项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利益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甚至会因为城市某些“发展目标”而被牺牲。这部分群体依然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个人乃至群体的“城市化”面临诸多困难。针对这些困难,学界正逐步扬弃“农民工”或者“流动人口”之类的称呼,转而提出“城市移民”概念作为解决进城人口权利保障进路。城市移民不仅是一个概念的翻新,更是一支庞大人口队伍利益轮廓的逐渐清晰化表征,移居到城市的农民不再回到乡村或者无法再回到乡村（土地被征用）,因此保障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制度才会特别重要,因为只有法律上的权利保障才能最终作为一种稳定而安全的制度来保证进城人口的“城市化”。城市移民的社会权是公民基本权利,是区别于自由权的公民权利类型。社会权是移民社会人格和精神人格形成所必需的物质和文化方面的宪法权利,属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确认的社会权,考虑到社会权利落实的制度保障,论文立足我国宪法中社会权的规范体系,确立城市移民社会权的构成内容为城市移民的劳动权、移民及其子女受教育权以及物质帮助权。社会权涵盖了公民生存发展的各项重大利益。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来看,移民社会权保障对移民城市化具有经济、法治以及社会三大功能,是解决移民有效融入城市的法治路径。然而移民社会权保障所具有的突出功能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可和重视,移民在劳动就业、受教育权以及物质帮助权方面的保障现状令人堪忧。在就业机会、职业培训、子女受教育以及物质帮助（医疗、住房、保险等社会保障）方面还存在不小的差距。造成这些差距的原因很多,客观方面是社会权保障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短时间无法达到保障的整体性,但主观层面法律制度配给不足乃是最直接原因。目前移民“半城镇化”的突出矛盾与缺少上述基本权利的法治保障不无关系。城市化过程中的“基本权利缺席”,户籍制度及其附随利益仍然发挥人口的管控作用,城市移民专门性立法的欠缺等都造成了社会权保障的不足,而这些不足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新型城镇化缺失“以人为本”的核心精神。城市化进程始终依赖政策之治而不是法治、移民持续受到歧视、移民与城市的深度融和困难等诸多问题都与高速度的城市化率明显不匹配。溯本求源,“人”的城市化依靠权利的支撑和法律制度保障来实现。城市移民社会权保障包含立法保障和司法保障两个层面:社会权保障首先需要从立法层面进行整体性构建。我国宪法中社会权条款占有不少的篇幅:总纲和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义务中有7条共19个条款专门针对社会权进行了规范,结合序言和总纲中关于国家基本任务的条款,我国宪法比较明确的给出了公民社会权的主客体、内容、保障原则、国家义务等等。构建社会权保障的制度首先应该发挥宪法社会权条款的功能,为城市移民社会权保障奠定规范基础和制度框架。其次,我国城市化带动了大规模的迁徙人口进入城市,而其生存和发展等根本利益却无专门立法进行保障,传统立法在城市移民社会权保障方面乏力,造成移民在劳动权、受教育权等方面保障缺失,这不仅不符合法治与人权保障的原则,也会对人口的“城市化”造成负面影响。质言之,城市化发展实践迫切需要对城市移民的社会权进行专门立法保障,在体现权利保障平等性与科学性原则前提下,结合已有的行政规范以及实践经验确定立法的内容,构建立法实施配套措施。无救济则无权利,城市移民的社会权应该有相应的司法保障。社会权的可诉性虽然在理论界争论至今,但司法实务中从未缺少相应案例。从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来看,每项权利的保障内容和程度呈阶梯式递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一般性意见所列举权利内容及对应的国家义务,是权利保障的不同层次,也是政府负有的不同程度的义务,可以适用不同的司法审查标准,即严格审查、适度审查以及合理审查。上述司法审查标准对地方立法、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及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都具有一定的约束和判断参照。城市移民社会权保障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保障,移民的城市化需要符合人权保障和法治原则,需要构建权利保障的不同标准、需要实现权利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只有实现了进城人口的全面城市化,才能最终实现新型城市化建设的法治化和现代化。
黎顺苗[4]（2020）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中村语言景观对比研究 ——以广州沥滘村、花地村和猎德村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语言景观是公共空间中动态发展的语言使用现象。城中村语言景观作为城镇化进程中城市语言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球化和本土化博弈的重要表现。本文立足于沥滘、花地和猎德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城中村展开语言景观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城中村形态中语言使用的变迁,从而把握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本文基于物理空间、生活空间以及构想空间三维空间模型,结合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理论,探究城中村形态转变过程中语言景观实践、居民意识形态及语言政策的特点。通过量性统计及质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在物理空间,三地语言景观的类型在数量和内容上的差异与城市社会结构的嬗变密切相关;在语码对比上,语言景观呈现“超多元性”的特点,中文始终在城中村占据优势主导地位,多语码标牌的可见性随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而逐渐增强。在三地的对比中,语言景观体现了两个层面的趋势:一为时间维度上对地方历史符号的重现和延续,二为空间维度上内部功能的有序集聚和外部景观的趋同化。在生活空间中,传统同质的言语社区趋向为松散多样的言语社区,居民对语言景观的感知和认同受全球化的影响,呈现出对本土化认同的式微。在构想空间中,显性语言政策和隐性语言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对语言景观产生影响,其中隐性语言政策的影响效果甚于显性语言政策。三地不同发展阶段的城中村语言景观也体现出物理空间、生活空间以及构想空间三维模型互相影响、紧密相连的关系。
王行[5]（2020）在《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孙惠芬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经验性特征,大部分作品出于作家的生活经历、情感经验和生命体验。孙惠芬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来自于自己的日记,这篇改变孙惠芬命运的作品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也规约了她的创作路线,于是孙惠芬沿着这条经验性的创作道路坚持走了下去,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纵观孙惠芬的整体创作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创作路线,她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没有走出辽南,坚持辽南故事的文学书写。孙惠芬所有的辽南故事几乎都围绕着故乡展开,十里洼、歇马山庄和上塘村都源自孙惠芬故乡山咀子的文学想象,它们共同构成了孙惠芬完整的文学故乡。孙惠芬的文学创作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的文学划分依据于作家创作特征与个体经验之间的关系。在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孙惠芬利用的文学创作资源主要来自于童年故乡记忆和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这也是作家心灵史的文学源头。童年经验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早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部分中国当代作家也都承认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童年之间存在的紧密关联。孙惠芬也曾坦言自己小说创作的念头就源于童年的经历,而创作于世纪之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歇马山庄》正是源于对童年故乡的想象。孙惠芬的童年记忆充满了“60后”作家普遍性的苦难记忆,这种苦难感对于乡村出身的孙惠芬而言,主要表现为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贫乏,而这种苦难体验最终内化成孙惠芬的性格,进而又外化为细腻、琐碎而又悲伤的文学风格。孙惠芬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来自于她的青年生活经历。青年时代的孙惠芬充满了对于“外面”世界的渴望,心怀青少年叛逆情绪的“怨乡”情结,“逃离”乡村走进城市成为青年孙惠芬的人生理想。于是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了文学“自叙传”的特征,借助小说抒发个人情感、情绪,很多作品也都取材于青年时期的真实生活经历。《小窗絮雨》《变调》《孤独者之歌》《小镇文化人》《来来去去》等小说,既是她青年时代的作品,也是她青年时代情感和经历的文学表现。进入新世纪后的孙惠芬来到了人生的中年阶段,同时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学习和写作,开始进入文学创作的“中年写作”阶段,这也是她文学创作的第三个阶段。此时的孙惠芬离开了小城庄河进入大连市文联工作,成为了真正的城里人,但是却失去了身份的自我认同,走上了“精神返乡”的文学之路。孙惠芬的“中年写作”虽然失去了“青春写作”的活力,但是却拥有了历史的厚重和思想的深度。在情感上开始由己及人,扩展了情感关注的对象,将对自我情感和心理的关注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群体。在立场上表现出鲜明的底层立场,坚定地为乡村和农民发声,尤其关注那些进城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孙惠芬文学创作进入第四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品是《寻找张展》,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现改变了孙惠芬的文学格局,她终于开始创作关于城市和城里人的小说,开始关注城市青年的精神困境。可以说《寻找张展》是孙惠芬文学创作的里程碑式作品,通过这部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完成从农民到市民身份转变的作家,这部作品也可以视之为孙惠芬文学进城的开篇之作。这部小说的出现也意味着孙惠芬终于从身体进城进入了精神进城,在精神上真正融入了城市,实现了身份的自我认同。孙惠芬这次文学进城的实验性写作,是否意味着城市文学将成为她创作的常态?还有待于我们拭目以待。孙惠芬的文学作品在人物形象、叙事和文体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出身于传统乡村的孙惠芬从小就接受到来自母亲和奶奶的言传身教,从而养成了传统女性的道德品质,传统乡村的伦理道德观念已经内化为她人格特征的基本底色。因此我们可以从孙惠芬的小说中看到她的传统特征,经常以传统乡村伦理道德观念作为审美标准,表现出对乡村传统女性的欣赏和认同,正如《静坐喜床》中那位“坐床”的新嫁娘。这种价值观念最终外化为“圣母”情结,而男性的“圣母”情结最终内化为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她们在历史的洪流中不自觉地认同了来自男性的带有压抑、强制和霸权色彩的女性角色定位,并将“圣母”形象变成女性的一种人生追求。这种“圣母”形象在《蟹子的滋味》《给我漱口盂儿》《秉德女人》等作品中大量出现,以文学的方式将家庭生活中的那些“母亲”打造成为“圣母”。但是随着孙惠芬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她开始关注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期那些身处裂变中的现代农民,那些游走于城乡间的农民工,既失去了乡村的文化之“根”,又承受着来自城市的排斥,陷入身份认同的困惑。而在那些进城农民工群体中,女性农民工更是身处于社会底层的底层,她们遭受来自城市更为深刻的创伤。而农民工的大量进城造成了乡村的“空巢”,“空巢”乡村里那些留守女性既要承担丈夫离去后的劳动压力,又要承受丈夫缺席后的性压抑和性苦闷。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乡村开始出现了新的现代女性形象,她们在裂变中的乡村寻找新的生存之路。孙惠芬本是一位并不注重小说技巧的作家,但是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也养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孙惠芬的小说叙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叙事立场和叙事视角的变化而变化。作为女性作家孙惠芬小说叙事经常表现出女性叙事视角,但是却并未表现出偏执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形成了叙事立场和叙事视角的二元悖论关系。孙惠芬在乡土小说创作中坚持的底层立场,使她一直坚定地站在乡村和农民的立场上发声,在作品中则表现出一种乡村叙事视角。进城后的孙惠芬不仅拥有了城市身份,也拥有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以知识分子启蒙主义的文学立场观照中国乡村、关心现代农民,以城市叙事视角观察中国乡村的现代性之变。在小说文体上孙惠芬也相继做出过实验性的写作尝试,从最初的散文化乡土小说到后期的方志体小说和“非虚构写作”,孙惠芬表现出自觉的小说文体创新意识。孙惠芬的文学创作深受沈从文和萧红影响,尤其是他们文学创作中的散文化倾向,散文化小说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上和文体上,还表现在艺术精神上。孙惠芬以散文体进行小说创作,经常模糊掉个体生活的真实性与文学虚构性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在小说中真假难辨。孙惠芬在长篇小说《上塘书》中采用了方志体的文体结构,方志体小说不是孙惠芬的首创,它来源于方志小说,表现出对于真实性的文学追求。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采用的是“非虚构写作”方式,以非虚构的叙事方式营造出一种真实感,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揭示出底层农民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绝望,直击“非正常死亡”及其背后隐藏的“自杀遗族”问题。以期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这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文学的边界,具有文学意义和价值。
车志远[6]（2020）在《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文中提出“中国工人”是一个复数概念,其本身包含着中国经济社会构建与转型的特定指向:一类是东南沿海等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产生的“新工人”,一类是作为“共和国长子”的老工业基地转型下的“老工人”。20世纪90年代,几千万的国企“老工人”下岗和数以亿计的“新工人”进城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他们始终都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多年来,文学研究者们往往用“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农民工文学”等词语来命名“新工人”题材的文学创作,但这种称谓却失去了与“老工人”对照中应有的历史意识,消解了为“新工人”争取劳工权益、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待遇等方面的文化政治意味。如何通过文学实践来表现“新工人”的真实诉求、建构新型的社会文化、想象一个更加平等与公平的未来是本文的切入点和主题。无论是老工人,还是新工人,他们都始终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以一种历史意识来追溯梳理“新工人”的“前生今世”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更有“方法论”意义。一方面要从“启蒙话语”“革命话语”“底层话语”三个视角来发现这一群体是如何纳入“政治规划”与“文学想象”的,另一方面,更要看到这些复杂的形象是如何被呈现的。如果我们要从整体上观察新世纪文学,那么,曹征路《那儿》的发表及其讨论所带来的知识界和整个社会关注对象的转变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标志性事件。从《那儿》到《问苍茫》勾连出“底层话语”与“左翼话语”,并以反思“纯文学”,恢复了“文学”与“现实”的关联,文学由“怎么写”转变为“写什么”与“为谁写”和“谁来写”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新世纪“新工人”书写逐渐成为一个重要写作趋向。在《那儿》之后,讲述“新工人”已经由“应不应该讲述”向“如何讲述新工人”转向。在讲述方式上,以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现实主义重新介入转型期社会语境之中,现实主义成为讲述“新工人”的重要方式;在讲述主体上,一方面是从“代言者”以观看“他人”之痛方式聚焦“新工人”,另一方面文学创作主体不断下移,“新工人”也开始表达自身;在讲述空间上,讲述“新工人”离不开城乡关系书写,城与乡不仅是作为有关“新工人”空间想象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另外本论文选取了“新工人”诗歌、“新工人”非虚构写作以及“新工人”影像表达作为切入点,来进一步探求其艺术形式的意义、局限及可能性,以期为新世纪文学增添新的文化想象与表现形式,最后我们既要能看到其意义和价值,也要看到其限度和可能,以期“新工人”书写能够为新世纪文学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的基点。“新工人”书写不只是特定群体的文学形态,而是一种更具代表性的、回应现代危机的文学表达。对“新工人”的建构与想象既是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有关“人的可能性问题”。在搜集整理分析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本文结合社会历史现状探索使用了文化研究等方法,并在行文中有所归纳。
邱华慧[7]（2020）在《论梁鸿和乔叶非虚构叙事中的乡土书写》文中研究表明近些年来,乡土文学出现了新的表现方式,“非虚构”叙事以其写实的姿态、多重的视角、真实的维度,直面新语境下乡土世界的尴尬与困境,表现出了对于现实问题的不懈探索精神。在近期的“非虚构”乡土文学作品中,梁鸿的“梁庄”系列作品,乔叶的《拆楼记》先后获得人民文学非虚构大奖,成为描写此类主题的典范文本。她们将笔触放置到自己的家乡——河南农村,通过对故乡人和事的点滴变化,透视社会转型时期乡民们的悲哀与阵痛。这几部作品以“非虚构”的方式介入当下生活,以实地调查参与为基础完成了对于村庄进程的多维塑造,其对现场的细致描摹,不仅是作者本人对乡土中国的真切关注,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震颤之旅,反映了对当代农村问题的忧虑和思考。本文试图通过对梁鸿、乔叶“非虚构”文本的分析,认真探讨两位作家乡土书写的原因与特质,挖掘被遮蔽的乡土世界的真实情境,并思考城镇中国的当下现状和未来走向,以期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参照。论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梁鸿乔叶非虚构乡土书写的原因及内容研究。梁鸿乔叶同属河南籍女性作家,女作家乡土书写的传统经验和河南本土精神气质的交合,使得梁鸿乔叶在面对“非虚构”写作潮流时,毅然将其目光投射到乡土这片区域中,并对其中存在的政治、经济、教育及社会问题做出了全方位的审视及书写,且分别从三部作品所反映出的具体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论述,意在凸显作家们对同一研究对象不同的关注焦点。第二部分为梁鸿乔叶非虚构乡土书写的方式研究。梁鸿乔叶同为从乡村走出来的知识分子,相似的人生经历使得她们在进入乡村时采用类似的叙事策略。文章分别从回归故乡、多重视角、细节描写三个侧面加以分析,重点探讨作家们叙事策略背后的写作理念。第三部分为梁鸿乔叶非虚构乡土书写的意蕴及价值研究。学者梁鸿和小说家乔叶在对传统的承传和价值呈现以及乡村原声的表达上都有着不同的见解与阐释,但是面对故土家园的没落和衰败,她们都超越了廉价的同情与感伤,分别从农村与城市的关系问题、尊严和耻感的问题两方面,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表达了对乡土中国的焦虑与希望。在对非虚构乡土叙事的书写中,通过对两位作家创作的内在联系与区别的分析,可以帮助读者挣脱宏大的主流叙事,透视梁鸿乔叶各自的价值立场和精神面貌,思忖乡村与城市、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对事实的不断挖掘中,试图对社会转型期间乡土中国下的民众所面临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做出揭示和反思。
利敏苑[8]（2020）在《王十月的打工文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选取王十月最为重要的打工系列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以其“烟村”系列小说为参照,立足文本,采取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梳理王十月创作过程和打工文学的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他的打工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王十月带着记录历史和个人解惑的意识进行打工文学创作,在文本中表现出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打工者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这些困境概况起来主要涉及物质窘迫、身份焦虑、爱欲压抑和道德挣扎四个方面。在此基础上,王十月对如何突围困境和打工者的出路这些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表达,呈现出从全球化视野下的打工者遭遇到返乡寻根再到回归内心的思考方向。此外,王十月是一位不断尝试和创新的作家,其小说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主要体现在写作与绘画的结合、荆楚民间文化的融入和西方荒诞小说的借鉴三大方面,他在艺术方面的探索实现了对以往打工文学的审美超越,为打工文学的创作提供重要的启发。
陶秋月[9]（2020）在《城市化视域下的乡村空间想象（2000-2019）》文中指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中国乡村社会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革,新型城乡关系下的乡村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城市化进程下的乡村空间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张不断被压缩,乡村人口大量流失,城市文明逐渐渗透到乡村的方方面面,并由此带来乡村文化的裂变,城市化带给乡村无限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传统乡村社会有着剧烈的冲击。这些乡村的现代性经验对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创作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支撑起新的叙述文本。论文以城市化进程为重要背景,以新世纪2000年至2019年的长篇乡土小说为研究对象,关注城市化背景下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对乡村空间的想象,重新审视当下的乡村社会和城乡关系,探讨文本中城市化视域下乡村空间的新叙述。论文主要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从乡村的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三方面由表及里分析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现代性思考,以及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在城市化下的多边互动。绪论主要阐明选题背景、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思路等,认为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构成新世纪乡土小说创作转型和突围的重要背景,提出空间理论思考下的乡村叙事研究思路。第一章主要从整体上梳理分析新世纪乡土小说的转型,从城市化进程切入乡土小说新变,从乡村叙事模式、新型农民形象和乡村文化三大方面讨论新世纪的乡村社会转型和乡土文学转型。第二章关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物质空间,结合作品从新乡土形象、“去乡村化”和乡村生态三个方面分析新世纪乡村景观中的变迁。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乡村社会空间,从血缘和亲密关系下的家庭生活、日常人际交往的社会关系以及基层权力空间三个维度来解读城市化进程下乡村日常生活状态。第四章论述新世纪乡土小说中乡村文化空间的“村落隐喻”,从传统失落、现代乡愁和乌托邦想象三个方面分析乡村转型中人的精神状态,探析作家在新世纪乡村小说创作中所显示出来的情感特征和价值取向。论文立足于当下乡村现实讨论文学中的乡村空间想象,对于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路径和新时代的乡村书写具有重要意义。
马哲伦[10]（2020）在《中国当代城市题材油画作品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的城市发展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演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速度的加快,城市不仅为人们带来了舒适便捷的生活环境,也为艺术家们提供着灵感来源和创作素材。城市题材的油画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近40年的发展历程,到今天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油画发展中重要的一部分。本论文以中国当代城市题材的油画作品为研究对象,结合城市化进程分析作品的发展现状,重点对40多位艺术家的代表作品做主要分析,通过对作品的研究,总结出城市题材油画的价值意义,进而展现其魅力所在。本篇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以中国城市的发展作为背景,论述中国当代城市题材油画的产生和概念,概括城市题材油画的主要内容,同时还对国内外有关城市绘画的发展历史进行回顾。第二章主要结合城市化的发展和问题,探究城市化进程对中国当代油画的积极影响,并举例说明城市化生活在油画创作中的具体表现。第三章主要研究城市题材油画的发展现状,对收集到的作品按照时间、表现手法和题材的角度进行分类,通过调查得知作品数量显示了“逐年递增”的特点;并得出表现手法多以“写实为主、表现为辅、抽象较少”的结论;还根据作品内容将作品分为“人物、风景、静物”三种题材,并分别对这三种题材的不同主题进行更细致的归纳和总结。第四章重点针对不同艺术家的作品进行个案分析。第五部分论述中国当代城市题材油画的价值意义,总结出城市题材油画在“社会、历史、文化”三个方面的价值,和城市题材油画反映的精神取向、遇到的问题以及对未来的发展期望。总之,城市题材油画的发展离不开城市化进程,也离不开艺术家们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从收集到的480余幅作品中可以证明,城市题材的油画创作正进行着不断探索和不断向前的发展过程。从作品中所反映的价值可以看出:引发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反思,体现人们对时代变化的肯定,促进中国当代油画城市题材创作的发展。本人通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全面、系统地归纳和总结,对城市题材油画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并通过调查数据汇总作品,探讨该主题的精神意义。
二、透视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民工”管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透视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民工”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依据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研究意义与创新 |
| 第一章 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的历史谱系 |
| 第一节 “定量”与“变量”:乡村题材影视剧的理论辨析 |
| 一、“乡村题材影视剧”和“乡村女性形象”的概念界定 |
| 二、影视剧对“乡村”的发现、叙述和再造 |
| 三、“乡村题材影视剧”中的文化之“根” |
| 第二节 “一体”与“多面”:“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的嬗变 |
| 一、1949-1978 年:在传统女性藩篱内外 |
| 二、1978-1992 年:革命女性的现代借用 |
| 三、1993-2000 年:世俗女性的“无名”和“分散” |
| 第二章 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的身份类型 |
| 第一节 德性与重负:传统乡村女性形象 |
| 一、传统的贤妻良母 |
| 二、被“遗弃”的女性 |
| 三、留守女童 |
| 第二节 乡土与城市:由乡入城的乡村女性形象 |
| 一、“打工妹” |
| 二、“风尘女” |
| 三、“泼妇” |
| 第三节 坚守与新生:乡村新女性形象 |
| 一、女村官 |
| 二、创业“女强人” |
| 第三章 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的主体意识 |
| 第一节 转型与裂变:乡村女性主体意识的重构与乡村伦理的转向 |
| 一、乡村传统伦理中的女性意识 |
| 二、“女性主义”、乡村传统伦理与女性主体 |
| 第二节 觉醒与新生:乡村女性意识的强化与乡村伦理的弱化 |
| 一、现代法理精神和女性主体意识的自审 |
| 二、现代生活和女性主体意识的唤询 |
| 三、身体爱欲和女性主体意识的激发 |
| 四、女性传统身份的转变和女性主体意识的超越 |
| 第四章 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塑造的艺术呈现 |
| 第一节 女性形象塑造与视听语言艺术手段 |
| 一、视觉与认知:画面元素交错间乡村女性形象的确立 |
| 二、听觉与情感:声音元素构架与乡村女性形象的烘托 |
| 第二节 乡村女性形象的审美意蕴 |
| 一、时代与环境中呈现的形象之美 |
| 二、传统与现代交融中的人伦之美 |
| 三、不同时空交错下的意象之美 |
| 第五章 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塑造的价值和愿景 |
| 第一节 困境突围与精神再造:乡村女性形象的两个价值维度 |
| 一、影视剧的商业困境与乡村题材的突围 |
| 二、乡村女性形象的精神意义与社会价值体系的完善 |
| 第二节 愿景与可能性:乡村女性形象塑造的几个维度 |
| 一、乡村女性道德和价值观念的理性化 |
| 二、乡村女性故事的现实化 |
| 三、乡村女性形象的多元化 |
| 四、乡村女性意识的内面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主要作品辑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智造”背景下东莞新生代农民工再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追寻都市美好生活,实现职业价值 |
| 1.1.2 制造工厂,新生代入城初始生存地 |
| 1.1.3 制造业转型与人才升级之双重困局 |
| 1.1.4 新生代再教育,成为破局的新选择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个体意义:唤醒新生代再教育认知 |
| 1.2.2 产业意义:重塑人力资本投入共识 |
| 1.2.3 社会意义:开启人才红利希望曙光 |
| 1.2.4 理论意义:丰富终身教育现实内涵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聚焦:多样视角聚向其必要性 |
| 1.3.2 洞察:不同维度探析存在问题 |
| 1.3.3 对策:多方向度探寻突围路径 |
| 1.3.4 评述:研究切入之创造性思考 |
| 1.4 核心概念厘定 |
| 1.4.1 东莞“智造” |
| 1.4.2 新生代农民工 |
| 1.4.3 再教育 |
| 1.5 理论支持 |
| 1.5.1 人力资本理论 |
| 1.5.2 终身教育理论 |
| 1.5.3 职业生涯理论 |
| 1.6 研究设计 |
| 1.6.1 思路与方法 |
| 1.6.2 创新与限制 |
| 第二章 农民工代际变化与新生代之新 |
| 2.1 两代农民工之基本概况 |
| 2.1.1 全国视角下之两代农民工结构 |
| 2.1.2 东莞市域数据下之农民工结构 |
| 2.1.3 企业调研样本下之新生代构面 |
| 2.2 新旧交替的代际特征比较 |
| 2.2.1 受教良好,关心教育 |
| 2.2.2 频密跳槽,职涯沉浮 |
| 2.2.3 价值多元,心态开放 |
| 2.2.4 注重消费,追逐潮流 |
| 2.2.5 重视权益,维权增强 |
| 2.2.6 迷恋城市,疏离农村 |
| 第三章 “智造”背景下东莞新生代农民工再教育需求 |
| 3.1 东莞“智造”变革和个人升级的必要性 |
| 3.1.1 “世界工厂”的危机及困局 |
| 3.1.2 东莞“智造”救赎东莞制造 |
| 3.1.3 东莞“智造”倒逼个人转型 |
| 3.2 东莞“智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新要求 |
| 3.2.1 从重劳力到重脑力的高技能人才 |
| 3.2.2 从制造到“智造”的创造性人才 |
| 3.2.3 从单一型人才到高阶复合型人才 |
| 3.2.4 从失调到升级同步的高学力人才 |
| 3.3 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发展对再教育的需求 |
| 3.3.1 立足:技能习得确保安身立命 |
| 3.3.2 发展:学历提升推动职业进阶 |
| 3.3.3 融入:人文教育增进人城契合 |
| 第四章 新生代农民工再教育现状及问题分析 |
| 4.1 新生代再教育的东莞实践及现状 |
| 4.1.1 东莞市对产业人才培育的政策支持 |
| 4.1.2 教育机构对产业变革的感知与响应 |
| 4.1.3 工厂对新生代再教育的态度与动因 |
| 4.1.4 新生代个体对再教育的认知与行动 |
| 4.2 “智造”背景下东莞新生代再教育问题探析 |
| 4.2.1 觉知困境:对再教育认知不足 |
| 4.2.2 资源局限:支持要素投入不够 |
| 4.2.3 供需矛盾:教育市场供求失衡 |
| 4.2.4 系统缺失:培育体系尚待完善 |
| 4.2.5 生涯迷途:个人发展欠缺规划 |
| 第五章 新生代之道及其再教育之策 |
| 5.1 唤醒再教育觉知,推动认知升级 |
| 5.1.1 提升再教育认知 |
| 5.1.2 打造学习型社会 |
| 5.1.3 构建学习型企业 |
| 5.2 构建体系化培育,助力生涯发展 |
| 5.2.1 职业技能培训——从漂泊到稳定,构筑生存基石 |
| 5.2.2 高阶学历教育——助力职涯发展,推动职业进阶 |
| 5.2.3 城市人文修炼——完成城市融入,切换身份标识 |
| 5.3 探寻再教育之道,融合多维力量 |
| 5.3.1 个人行动计划——新生代再教育实现的策略参考 |
| 5.3.2 企业培训构建——人力资本竞争下的再教育实践 |
| 5.3.3 政府政策支持——学习型社会的再教育实施保障 |
| 5.3.4 借助机构力量——更切合实际需要的再教育行动 |
| 5.4 借助新技术手段,实现灵活学习 |
| 5.4.1 移动互联网技术,提供即时性课堂 |
| 5.4.2 VR技术教学应用,增强沉浸式学习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基本结论 |
| 6.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东莞制造业新生代农民工再教育情况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东莞制造业新生代农民工再教育调查问卷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城市移民社会权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及重点难点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城市移民概念解析及移民社会权 |
| 第一节 城市移民概念界定 |
| 一、城市移民概念适用 |
| 二、我国城市移民人口特征 |
| 第二节 城市移民社会权内涵及构成 |
| 一、城市移民社会权内涵 |
| 二、城市移民社会权的构成 |
| 第三节 城市移民社会权保障的特殊性 |
| 一、城市移民社会权保障的特殊性原理 |
| 二、城市移民社会权保障义务的特殊性 |
| 三、城市移民社会权保障程度的特殊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城市化视阈下移民社会权保障功能 |
| 第一节 移民社会权保障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促进功能 |
| 一、社会权保障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 |
| 二、社会权保障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 |
| 第二节 移民社会权保障对移民“城市化”的法治功能 |
| 一、移民“城市化”遭遇困境 |
| 二、保障社会权是移民“城市化”的法治路径 |
| 第三节 移民社会权保障对促进移民城市融入的社会功能 |
| 一、移民城市融入的阶梯与障碍 |
| 二、社会权通过法治方式促进移民融入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城市移民社会权保障现状及制度成因 |
| 第一节 城市移民社会权保障现状 |
| 一、城市移民劳动就业权保障现状 |
| 二、城市移民及其子女受教育权保障现状 |
| 三、城市移民物质帮助权保障现状 |
| 第二节 城市移民社会权保障不足的法律制度成因 |
| 一、户籍制度制约了宪法平等原则落实 |
| 二、行政规范性文件功能有限 |
| 三、城镇化建设过度依赖“行政主导”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城市移民社会权立法保障 |
| 第一节 欧盟移民社会权保障制度经验与借鉴 |
| 一、欧盟移民问题的产生与发展 |
| 二、欧盟移民社会权保障制度 |
| 第二节 发挥我国宪法中社会权客观功能 |
| 一、我国宪法社会权保障的规范分析 |
| 二、宪法社会权规范对城市移民社会权的客观功能 |
| 三、宪法社会权客观功能发挥路径 |
| 第三节 城市移民社会权保障专门立法 |
| 一、城市移民社会权保障专门立法的应然性 |
| 二、城市移民社会权保障专门立法原则与内容 |
| 三、城市移民专门立法实施措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城市移民社会权司法保障 |
| 第一节 城市移民社会权司法保障必要性 |
| 一、社会权司法保障的价值 |
| 二、司法保障对城市移民社会权的具体落实 |
| 第二节 欧盟与美国的移民社会权司法保障的特点 |
| 一、欧盟移民社会权司法保障特点 |
| 二、美国迁徙者社会权司法保障特点 |
| 第三节 城市移民社会权保障差异标准 |
| 一、城市移民社会权最低保障程度 |
| 二、城市移民社会权适度保障程度 |
| 三、城市移民社会权最优保障程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4）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中村语言景观对比研究 ——以广州沥滘村、花地村和猎德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对象及内容 |
| 1.4 理论基础和方法 |
| 第二章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中村 |
| 2.1 新型城镇化和城中村概述 |
| 2.2 研究对象概况 |
| 2.3 数据收集 |
| 第三章 物理空间:三地城中村语言景观的考察及对比 |
| 3.1 三地语言景观的类型对比 |
| 3.2 三地语言景观的语码对比 |
| 3.3 三地语言景观的相关分析及讨论 |
| 第四章 生活空间:居民与语言景观的互动考察 |
| 4.1 居民对语言景观的感知与期望 |
| 4.2 语言景观与居民的身份认同 |
| 第五章 构想空间:语言管理对城中村语言景观的影响 |
| 5.1 语言政策对官方语言景观的影响分析 |
| 5.2 语言政策对非官方语言景观的影响分析 |
| 第六章 结论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致谢 |
（5）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一)关于孙惠芬小说主题的研究 |
| (二)关于孙惠芬小说人物形象的研究 |
| (三)关于孙惠芬小说叙事策略的研究 |
| (四)跨领域(学科)研究以及同其它他作家比较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作家的“心灵史”与文学创作的互构 |
| 第一节 童年、故乡与土地:作家文学创作的源泉 |
| 一、童年记忆的文学转换 |
| 二、文学故乡的建构和超越 |
| 三、农民作家的土地情怀 |
| 第二节 文学的“自叙传”:逃离故乡与初进文坛的精神困境 |
| 一、“走出去”的执着与“走向哪里”的精神困境 |
| 二、城市身份与乡村立场的二元关系 |
| 三、从心灵写作到心理描写的文学转型 |
| 第三节 “中年写作”的危机与精神还乡的痛楚 |
| 一、作为“现象”存在的“中年写作” |
| 二、“中年写作”:在焦虑和沉思中走向岁月的积淀 |
| 三、“重返故土”的精神升华与文学超越 |
| 第二章 孙惠芬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
| 第一节 过日子:中国传统女性的“圣母”形象 |
| 一、过日子:中国传统乡村道德伦理的养成 |
| 二、中国传统乡村的“圣母”情结与文学的“圣母”形象 |
| 三、走下神坛的“圣母”:中国传统女性最后的挽歌 |
| 第二节 社会转型期的现代乡村女性形象 |
| 一、留守女性的生命痛感 |
| 二、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期的新女性形象 |
| 三、进城女性的生命之殇 |
| 第三节 孙惠芬小说中的农民工形象 |
| 一、成为历史景观、进入文学视野内的农民工 |
| 二、土地的逃离和故乡的叛逆 |
| 三、农民工的“伤痛城市” |
| 四、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精神徘徊 |
| 第三章 孙惠芬小说的叙事特征 |
| 第一节 多元化的叙事立场与位移的叙事视角 |
| 一、小说的叙事立场与叙事视角 |
| 二、非女权主义叙事立场下的女性叙事视角 |
| 三、底层立场与乡村叙事视角 |
| 四、知识分子的叙事立场与城市叙事视角 |
| 第二节 “自语式”的文学叙事策略 |
| 一、女性絮语式的文学自叙传 |
| 二、传统家族意识下的“家族叙事” |
| 三、家庭观念与“家庭叙事” |
| 第三节 辽南地域文化下的“辽南叙事” |
| 一、辽南民风民俗与“辽南叙事” |
| 二、基于辽南乡村的日常生活叙事 |
| 三、辽南鬼神文化下的“鬼神叙事” |
| 四、作为文学故乡的上塘与上塘叙事的延伸 |
| 第四章 孙惠芬小说的文体特征 |
| 第一节 散文化乡土小说:从文体的自发到自觉 |
| 一、散文化乡土小说的文学传统和文体传承 |
| 二、语言的散文化和地方性 |
| 第二节 方志体小说:从文体的自发到自觉 |
| 一、从方志小说到方志体小说 |
| 二、方志体小说的结构特征 |
| 三、方志体小说的空间叙事特征 |
| 第三节 “非虚构写作”的文体实验 |
| 一、虚构文学的“非虚构写作” |
| 二、中国乡村自杀遗族的“非虚构”写作 |
| 三、对于“底层之痛”的非虚构式呈现 |
| 四、文学性的探讨:非虚构写作的文学局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新工人”:概念界定、建构与想象 |
| (一)概念的界定:谁是“新工人”? |
| (二)“新工人”文学的建构与想象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
| (一)国内研究状况 |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 三、选题依据、写作路线与方法 |
| (一)选题依据 |
| (二)写作路线与方法 |
| 注释 |
| 第一章 历史与现实:“新工人”的“前生今世” |
| 一、有关“新工人”的“发现”与诸种“话语”构建 |
| (一)启蒙话语:“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 |
| (二)革命话语:“左翼文学”与“人民文学” |
| (三)底层话语:“新左翼”文学与“新人民性”文学 |
| 二、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乡下人”进城 |
| (一)现代性危机与“乡下人”进城叙事 |
| (二)“生产性城市”与“招工进城” |
| (三)“现代化想象”与“乡下人”进城叙事 |
| 三、当代文学史中“工人”的书写 |
| (一)英雄的创业者与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叙事 |
| (二)“改革者”遭遇“现实冲击”的工人书写 |
| (三)“无名的底层”与“看不见的主体” |
| 注释 |
| 第二章 发现与转向:《那儿》的讨论与新世纪文学书写新变 |
| 一、现实背景:《那儿》与转型期中国社会 |
| 二、作为“事件”的文学——有关《那儿》讨论以及知识界转变 |
| 三、作为方法的《那儿》:社会转型期文学的位置 |
| 四、从《那儿》到《问苍茫》:阶级想象、新左翼话语实践与反思 |
| 注释 |
| 第三章 表述与再现:我们如何讲述“新工人”? |
| 一、“新工人”书写与作为方法的现实主义 |
| (一)从“落地”到“生根”——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正反合” |
| (二)“主义”之后“新工人”现实书写的“返场” |
| (三)困境与可能:“新工人”书写如何现实主义? |
| 二、从代言到立言:我们如何讲述“新工人”? |
| (一)观看“他者”之痛——代言者如何讲述“新工人” |
| (二)反观自身之维——“新工人”如何表达自身? |
| 三、城乡书写与“新工人”空间想象 |
| (一)城市“他者”的生存苦难 |
| (二)身份认同危机与精神漂泊 |
| (三)另类想象与返乡叙事的可能 |
| 注释 |
| 第四章 形式与类型:“新工人”诗歌、非虚构与影像表达 |
| 一、“新工人诗歌”与新世纪诗学的新趋向 |
| (一)诗歌风景——作为问题与方法的“新工人诗歌” |
| (二)美学原则——“新工人”何以“诗歌”? |
| (三)文化反思——以“我的诗篇”为例 |
| 二、“新工人”非虚构写作的意义与局限 |
| (一)何以“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的意义 |
| (二)何是“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出场与生成 |
| (三)如何“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叙事策略 |
| (四)反思“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局限及新的可能 |
| 三、影像如何表达转型期的“新工人”与“老工人”形象? |
| (一)“静物”与“流动”——厂区“空间”叙事 |
| (二)“间离”与“互文”——工厂经验的“时间”书写 |
| (三)“断裂”与“融合”——如何看待“老工人”与“新工人”? |
| 注释 |
| 结语:反思与重构:“新工人”书写的意义、困境与可能 |
| 一、“新工人”书写的价值与意义 |
| (一)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 |
| (二)理论意义与文学意义 |
| 二、“新工人”书写的困境与可能 |
| (一)题材热与“类型化”写作困境 |
| (二)苦难叙事与“现实感”缺乏 |
| (三)理论建设不足与批评话语窘困 |
| (四)重构一种新的文学——“新工人”文学建构的可能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论梁鸿和乔叶非虚构叙事中的乡土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一)梁鸿研究综述 |
| (二)乔叶研究综述 |
| 二、研究意义及方法 |
| 第一章 非虚构叙事中乡土书写的共性诉求 |
| 第一节 女作家乡土书写的承传与变革 |
| 第二节 女作家本土经验的深刻思考 |
| 第三节 关怀现实的河南文学的濡染 |
| 第二章 非虚构叙事中的乡村关照 |
| 第一节 河南农村的真实面貌——《中国在梁庄》 |
| 一、生态景观:被现代化改造的村庄 |
| 二、多重矛盾:城市化进程中的危机 |
| 第二节 进城农民的存在状态——《出梁庄记》 |
| 一、肉体的负重与情感的压抑 |
| 二、身体重压下的精神贫瘠 |
| 第三节 庞大社会戏剧的真实脚注——《拆楼记》 |
| 一、乡村生活里的人性审查 |
| 二、被围困的乡村政治 |
| 第三章 非虚构叙事中的乡土书写方式 |
| 第一节 故乡女儿的回归 |
| 第二节 多重视角的交织 |
| 第三节 细节力量的彰显 |
| 第四章 非虚构叙事中的乡土忧思与守望 |
| 第一节 梁鸿:生活在都市,应有原罪感 |
| 第二节 乔叶:撕开我们精神上的羞处 |
| 第三节 让“流动中国”更有尊严 |
| 第五章 非虚构叙事中乡土书写的意蕴与局限 |
| 第一节 对传统乡土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二节 别样呈现:学者梁鸿与作家乔叶 |
| 第三节 “真实”表达的限度与难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王十月的打工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打工文学与王十月文学创作 |
| 二、王十月作品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打工者生存困境的呈现 |
| 第一节 物质的窘迫 |
| 第二节 身份的焦虑 |
| 第三节 爱、欲的压抑 |
| 第四节 道德的挣扎 |
| 第二章 打工者困境突围的思考 |
| 第一节 全球化视野 |
| 第二节 寻根的回撤 |
| 第三节 内心的回归 |
| 第三章 打工文学的艺术探索 |
| 第一节 写作与绘画艺术的结合 |
| 第二节 荆楚民间文化的融入 |
| 第三节 西方荒诞小说的借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王十月年表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着) |
（9）城市化视域下的乡村空间想象（2000-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城市化进程与新世纪乡土小说的转型 |
| 第一节 乡村叙事模式的新探索 |
| 第二节 新型农民形象的塑造 |
| 第三节 乡村文化的裂变 |
| 第二章 景观意象:乡村物质空间的变迁 |
| 第一节 新乡土形象的建构 |
| 一、乡村土地意象的双重呈现 |
| 二、乡村建筑意象的新旧更迭 |
| 三、乡村道路意象的景观更新 |
| 第二节 “去乡村化”的乡村现实 |
| 一、资本介入下的乡村图景 |
| 二、消费文化下的景观建构 |
| 第三节 乡村叙事中的生态隐忧 |
| 一、自然意象:乡土凋敝的预警 |
| 二、动物意象:生态失衡的反思 |
| 第三章 日常生活:乡村社会空间的转型 |
| 第一节 家庭关系的重构 |
| 一、亲情关系的新变 |
| 二、亲密关系的变革 |
| 第二节 社会关系的新趋向 |
| 一、流动的乡村 |
| 二、失序的伦理 |
| 第三节 基层权力的异化与崇拜 |
| 一、利益驱动下的权力异化 |
| 二、“官本位”思想下的权力崇拜 |
| 第四章 村落叙事:乡村文化空间的隐喻 |
| 第一节 传统消逝的挽歌 |
| 一、乡村传统的失落 |
| 二、清风街:为了忘却的回忆 |
| 第二节 现代乡愁的寄寓 |
| 一、乡土的眷恋与忧思 |
| 二、楚王庄:乡村蜕变中的精神困惑 |
| 第三节 乡村乌托邦的退守 |
| 一、乌托邦的求索 |
| 二、受活庄:乡村突围后的退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部分学术论着 |
（10）中国当代城市题材油画作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中国当代城市题材油画概述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城市题材油画基本内涵 |
| 一、中国城市发展与中国当代城市题材油画 |
| 二、中国当代城市题材油画的产生 |
| 三、中国当代城市题材油画的概念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城市题材油画的内容 |
| 第三节 国内外城市题材绘画的发展历史 |
| 一、国外城市题材绘画的发展历史 |
| 二、中国城市题材绘画的发展历史 |
| 第二章 中国城市化与中国当代油画 |
| 第一节 城市化的发展与问题 |
| 第二节 城市化进程对中国当代油画的影响 |
| 第三节 城市化生活在中国当代油画中的具体表现 |
| 第三章 中国当代城市题材油画作品的分类 |
| 第一节 以时间分类 |
| 一、1980-1989年 |
| 二、1990-1999年 |
| 三、2000-2019年 |
| 第二节 以表现手法分类 |
| 一、写实类作品 |
| 二、表现类作品 |
| 三、抽象类作品 |
| 第三节 以题材类型分类 |
| 一、人物题材 |
| (一)、“青年” |
| (二)、“农民工” |
| (三)、“中老年” |
| (四)、“少年儿童” |
| (五)、“居家生活” |
| (六)、“群体人物” |
| 二、风景题材 |
| (一)、“街景与建筑” |
| (二)、“交通与车辆” |
| (三)、“城市绿地” |
| (四)、“室内景观” |
| 三、静物题材 |
| (一)、“桌上器皿” |
| (二)、“食物与植物” |
| (三)、“玩物与书籍” |
| 四、“其他类型” |
| 第四章 中国当代城市题材油画主题作品研究 |
| 第一节 城市人物主题 |
| 一、1980-1989年 |
| (一)、韦启美 |
| (二)、耿建翌 |
| 二、1990-1999年 |
| (一)、方力钧 |
| (二)、曾梵志 |
| (三)、刘小东 |
| 三、2000-2019年 |
| (一)、高小华 |
| (二)、忻东旺 |
| (三)、徐唯辛 |
| (四)、喻红 |
| (五)、陈安健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城市风景主题 |
| 一、1980-1989年 |
| 二、1990-1999年 |
| (一)、焦小健 |
| (二)、赵晓佳 |
| 三、2000-2019年 |
| (一)、徐晓燕 |
| (二)、杜海军 |
| (三)、沈磊 |
| (四)、潘新权 |
| (五)、许章伟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城市静物主题 |
| 一、1980-1989年 |
| (一)、许幸之 |
| (二)、关良 |
| 二、1990-1999年 |
| (一)、李邦耀 |
| (二)、冷军 |
| 三、2000-2019年 |
| (一)、王玉平 |
| (二)、刘小东 |
| 四、小结 |
| 第四节 “其他类型” |
| 第五章 中国当代城市题材油画的价值与思考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城市题材油画的价值 |
| 一、中国当代城市题材油画的社会价值 |
| 二、中国当代城市题材油画的时代价值 |
| 三、中国当代城市题材油画的文化价值 |
| 第二节 对中国当代城市题材油画的思考 |
| 一、中国当代城市题材油画的精神取向 |
| 二、中国当代城市题材油画的创作问题 |
| 三、中国当代城市题材油画研究的认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 (图) |
| 附录二 作品数据库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四、透视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民工”管理（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研究[D]. 王妍. 吉林大学, 2021(01)
- [2]“智造”背景下东莞新生代农民工再教育研究[D]. 张娟. 广西大学, 2020(07)
- [3]城市移民社会权保障研究[D]. 原新利. 东南大学, 2020
- [4]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中村语言景观对比研究 ——以广州沥滘村、花地村和猎德村为例[D]. 黎顺苗. 暨南大学, 2020(04)
- [5]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D]. 王行.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D]. 车志远.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2)
- [7]论梁鸿和乔叶非虚构叙事中的乡土书写[D]. 邱华慧. 河南大学, 2020(02)
- [8]王十月的打工文学研究[D]. 利敏苑.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0)
- [9]城市化视域下的乡村空间想象（2000-2019）[D]. 陶秋月. 三峡大学, 2020(02)
- [10]中国当代城市题材油画作品研究[D]. 马哲伦.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