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确保困难群众和灾民都过好年（论文文献综述）
史泽源[1]（2020）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的宣传工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是给国人以希望,使日军如芒在背的敌后模范根据地。而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生的抗敌故事、创作的红色歌曲、刻画的英模形象,所以能在当时广为流传,并为人们所铭记,离不开党杰出的宣传工作。这也说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的宣传工作,留有诸多历史经验有待于人们去挖掘和总结。本文试图对上述课题展开整体系统性探究,在完整审视这一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分析党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构建的宣传格局,归纳其中蕴含的基本经验,进而为党在新时代通过宣传工作,传播新思想、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提供理论认识和实践操作上的有益借鉴。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综合运用文献研究、统计分析、多学科交叉等方法,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宣传工作的开展背景、队伍建设、主要内容、运行方式及总体成效展开深入剖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评价。主要研究内容如下:首先,科学分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宣传工作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背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宣传工作的思想,共同构成了晋察冀边区党委领导根据地开展宣传工作的理论依据。在现实背景方面,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抗日救亡成为时代主题。党在开辟、建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始终把宣传工作视为敌后重点工作之一,并希望宣传工作能够传播党的抗战主张、发动群众抗日、净化当地不良社会风气、瓦解敌方宣传攻势及揭穿顽固派散播的反共言论。其次,系统呈现党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构的宏大立体宣传格局。在党的有力领导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构筑了由专业宣传队伍、多样宣传载体、全面宣传内容、灵活宣传策略及系统运行方式组成的宏大立体宣传格局。依托于这一宣传格局,党成功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了广大敌后群众,将晋察冀根据地建成了举世闻名的抗敌堡垒。最后,客观评价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宣传工作的历史成就,并总结其中蕴含的经验与启示。党通过做宣传工作,不仅从凝聚敌后抗战力量、改善当地社会文化与风气等方面,有效推动了晋察冀根据地自身的发展,而且还为其他根据地提供了宣传工作经验,向国内外广泛传播了党的抗战形象。事实证明,紧紧围绕抗战事业、充分尊重群众习惯、有序发挥组织力量与注重拓宽宣传渠道是党能够在敌后做大做强宣传工作的基本经验。这一光辉历史实践启示新时代党的宣传工作,要把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宣传作为根本原则;要把满足人民群众需要进行宣传作为永恒课题;要把全面提高宣传队伍能力建设作为重点工程;要把与时俱进创新宣传工作路径作为关键环节。
刘晓会[2]（2019）在《临汾市眉户剧团生存现状调查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临汾市眉户剧团成立于1952年,自建团以来,长期活跃在晋南大地,扎根乡村、走进基层、贴近群众,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以临汾市眉户剧团近十年生存现状为研究对象,调查剧团生存发展、成员构成、演出剧目、演出情况,分析剧团发展的优劣形势,继而提出发展策略。临汾市眉户剧团发端于荣河县,是一个由眉户爱好者组织的民间文艺团体,后辗转隶属于晋南各县市,多次更名的同时,发展为地方文化部门支持的国营剧团。1985年,临汾市眉户剧团进行体制改革,实行合同承包经济责任制,此后,剧团开始转亏为盈,发展也逐渐走出晋南,走向全国。2011年,剧团成立临汾市眉户剧研究中心,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剧团努力实现自身转型发展,自主排演剧目,拓宽演出市场,迈向更高一层发展空间。临汾市眉户剧团成员由演员、乐队、后勤行政三部分构成。演员行当较为齐全,老中青三代争奇斗艳,乐队成员各有千秋,后勤行政人数虽少,却为剧团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剧团成员籍贯大都为临汾、运城两地,演员和乐队成员来自临运两地艺校及周边剧团,演出收入为基本工资加演出补贴。同时也存在一定困境,如编导舞美人才缺乏、男女比例不协调、收入差距明显和成员流动频繁等问题。目前,临汾市眉户剧团每年常演剧目数量约为20个,其中大型剧目约为10本,小型剧目约为8个。剧团奉行“两条腿”走路,演出剧目兼演古装戏与现代戏,表现内容一般为家庭伦理、反腐倡廉和历史故事等。这些剧目有些是剧团自主原创排演的,有些是移植改编自其他剧种,同时一些优秀剧目也被其他剧团所移植。临汾市眉户剧团演出范围集中在临汾、运城两地和河南三门峡一带,演出时间集中在春秋两季。演出类型有民间自然形成的带有民俗性质的商业性演出,有政府为宣传戏曲、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政策性演出,也有为促进不同剧种剧团间交流、发展的交流类演出。演出生活和演出收入真实反映了剧团生活和生存现状。但是,近年来眉户剧团发展并不顺利,外有戏曲市场萎缩、观众锐减和剧团竞争激烈的忧患,内有专业人才缺乏和精品剧目少等一系列问题。对此,剧团应借助政策优势,树立品牌效应,借助互联网优势,实现自身发展。同时,政府应引导戏曲市场良性发展,建设戏曲生态机制,通过戏曲专业进校园等方式推动戏曲更好发展。总之,本文通过实地走访调查,整理和研究剧团生存发展、人员构成、演出剧目和演出情况,借助SWOT分析法,为剧团提出较为明确的发展建议,为地方戏曲的保护和发展贡献微薄之力,也为地方文化部门提供一定参考。
边吉[3]（2017）在《慈善促和谐 温暖送万家》文中研究说明中华慈善总会"慈善情暖万家"活动结合十三五规划,积极响应党中央精准扶贫工作的号召,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中华慈善总会安排由会长李本公、常务副会长王树峰、秘书长边志伟、会长助理陈砚秋、副秘书长张心国等领导分别带队前往山西省吕梁市、河南省周口市、新疆阿克苏地区、广东省韶关市、湖北省麻
陈启文[4]（2016）在《大河上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遥想一条万里巨川的诞生,那该是一个庄严而浩大的仪式,自然也是天地造化。引子遥想一条万里巨川的诞生,那该是一个庄严而浩大的仪式,自然也是天地造化。但黄河到底是怎样诞生的,又是一个让人类费尽猜测的千古之谜。这一谜团近年来已被中国地理学家揭开了,并且向世人再现了在地球造山运动中大地重新塑形和黄河逐渐形成的过程。科学的阐释过于深奥,这里我尽可能把它转化为简明扼要的常识。第一阶段
王亚莉[5]（2016）在《陕甘宁边区妇女婚姻生活研究 ——从女性、婚姻与革命关系的视角考察》文中指出陕甘宁边区的建立和发展是长期政治和战争非常状态下的历史产物,而非本地政治和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其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人民生活与革命前完全隔断了联系,原有的传统文化习俗依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这种特征表现在婚俗上,便呈现出长期以来受中原正统文化对妇女束缚的一面,又受北方少数民族遗俗影响相对自由开放的一面,革命年代又出现了外来文化与当地文化相互冲突融合的一面,边区逐渐成为一个多种文化理念相互交融的地方区域。近代的婚姻家庭变革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女性觉醒的重要标志,边区女性的婚姻生活随着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显现出阶段性特点和新常态。本文从六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是研究的基础,包括绪论和第一章。绪论介绍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进行概念阐释,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框架内容、资料方法、研究的难点与创新之处；第一章介绍边区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传统婚姻形态、陋俗与禁忌、择偶观与婚姻礼仪、乡村女性的家庭角色与精神面貌,以及边区政府建立前妇女解放运动、与陕北有关的婚姻法令和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观。这部分是全文内容展开的背景及革命政权介入后婚姻生活变化的参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和整合多种原始资料探讨革命根据地女性婚姻革命与变迁的内在逻辑。第二部分提出婚姻新政是相对封建社会旧的包办买卖婚姻制度而言的新型自由民主的婚姻制度,也是边区政府动员妇女参与革命与生产的一种政治策略。介绍边区政权稳定后婚姻法的颁行情况及新旧观念的冲突,通过多次修订婚姻法令及重塑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及身体上的角色以保障女性社会权益与婚姻法实施的现实接轨,使婚姻改革趋于合理合情。第三部分从四个方面分析女性婚姻与革命的关系,边区掀起了“离婚”高潮突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普通群众的婚姻问题,妇女把离婚“想象为一种革命的证明”, 政府处理一般妇女离婚问题时向传统男权势力妥协。二是抗属婚姻问题,政府在战争与革命的背景下塑造模范军属及实施拥军优抗策略,有效缓解了政府与抗日军人的矛盾。三是边区新女性“我的身体我做主”的情感生活与革命婚姻及男性干部的离婚问题,毛泽东的革命话语确立了“革命高于爱情”的价值观。四是以小说和诗歌为例介绍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婚姻与革命的叙述；第四部分以女性、家庭与革命的关系为考察中心,进而得出：一边区政府重塑妇女的家庭角色,促使其在家庭劳作和社会建设中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二是在集体主义引导下塑造“贤妻良母”、“模范家庭”和改造“女二流子”等社会实践中形成“新家风”。三是农村妇女从被动觉醒到主动走出封闭环境,实现解放。第五部分指出生育是家庭的基本职能之一,是女性价值的具体体现,与人口问题息息相关。早婚生育、卫生观念和疫病困扰使得边区妇婴健康处于恶性循环状态,政府制定了妇婴保健政策,开展妇婴卫生运动以改变民众生育观。婚姻法中体现了儿童本位思想,但又出现了革命女性子女问题的非常态,政府建立保育制度以保障儿童身心健康,妇婴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政权稳定与人口可持续发展。第六部分得出全文结论：一是边区婚姻新政下女性婚姻关系的重构。二是革命遭遇爱情与爱情遭遇革命的思考再现女性婚姻权益声张的时代困境。三是以婚姻自由与“一切为了战争”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解析阶级、民族与革命话语下对女性身体的认同。四是边区女性婚姻家庭变革与国家建构蓝图为新中国成立后婚姻家庭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借鉴。本文以“女性、婚姻与革命”为视角,在革命外力的“催化”下,从女性生活本身出发,把女性的经验、经历和两性关系的发展变化作为研究的主要线索,对边区政府婚姻新政下女性的具体社会活动进行考察,解析其思想解放程度和婚姻家庭变迁。第一,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边区政府所颁布的相关婚姻政策法规相对于苏维埃时代在若干问题上做出更具体灵活的规定,亦更容易为社会接受,初步动摇了传统的婚姻制度,引起了婚姻家庭关系特别是两性关系的重大演变。这些政策法规既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的一种“制度安排”,又是其社会治理的一种“策略选择”,既关注了女性在政权建设中的“社会力量”,又注意到她们在革命或战争时代的“身体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广大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婚姻制度改革使得长久以来处于社会和家庭底层的妇女地位发生了转变,使她们在一系列的变革中从私人领域逐渐走向公共领域。边区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与内容成为中国共产党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通过妇女解放运动完成了从家庭到社会的自身解放,最终加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队伍中,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而努力奋斗。第二,婚姻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法律政策选择的价值取向关涉民众利益,或者说婚姻在本质上是一种最基本的民生安排,如承载太多的政治意义则会越来越远离人性并导致自身崩溃。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试图将“婚姻自由”原则彻底植入家庭,但婚姻变革绝非简单的新旧观念更替,其发生变革的基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在内的社会制度的总体变革及妇女身体观的变化。虽然中国共产党努力尝试阻断封建婚姻的源头并实行“婚姻自由”,但这种实践在现实中屡屡受挫并引发了中共、妇女与男性农民在离婚问题上形成微妙的对抗,激起女性对自身权益的保护和声张,折射出婚姻家庭制度的战时性与共时性。第三,此时的婚姻立法与实践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不仅发展了苏维埃时代的婚姻制度安排,而且奠定了建国后三部婚姻法的基本内容和实践走向。
吴燕红[6]（2015）在《人类学视角下的少数民族社区应灾能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少数民族多居住于地理、气候条件有较强烈灾害倾向的地区,社会经济条件所限又使得抵御灾害的基础设施不足,导致灾害呈常态发作且往往造成严重损失。我国少数民族的“大杂居,小聚居”的人口分布特点,使得某一民族聚居的村、寨规模的社区还可以相对独立于现代化冲击之外,传统的文化,组织结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得以比较完好地保留。社区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和优势,对少数民族聚居社区在应对灾害时的行为进行观察式田野调查,了解其应灾行为特点及其与民族文化的相关性,分析其对应灾能力影响的优势与不足,提出提升少数民族社区防灾减灾能力的模式与方法。灾害学对自然灾害的研究有很多成果,包括对致灾因子、脆弱性、应灾能力、风险等定性和定量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都是在地区、国家、市、县较大尺度上进行的,社区层级的研究几乎没有。人类学以深入观察,详细记录,长期跟踪的研究方法见长,这样的研究更有针对性不会流于泛泛。选择少数民族地区常见的地震灾害,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为研究灾种,分别于2011年8月,2012年10月,2015年3月对屡遭地震袭击的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L寨应对地震灾害的全过程进行跟踪调查,时间跨度5年,经历了灾后应急和灾后安置和恢复重建阶段。于2011年7月和2015年3月在发生滑坡、泥石流灾害并造成99人死亡的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县D村调研,研究主要对应的是灾后重建和恢复阶段。通过L寨的案例发现在一个少数民族社区保存较为完好的传统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形式、制度及价值观念等属于文化范畴的概念在应对灾害的全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通过关于D村的灾害发生、救灾尤其是灾后重建的过程与灾民访谈,认为灾害的惨重结果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除了当地具备发生这类地质灾害的自然条件之外,监测预警的不利是造成灾害损失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灾后永久居住区重建时与社区沟通的不顺畅及没有充分发挥社区自组织的功能,使得恢复工作不仅远未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可能成为新的社会冲突的引子。基于单点历时性和多点共时性的田野调查,通过比较研究,排除不同灾害的自然属性,从灾害的社会属性出发,将观察的视点放置于承灾体即社区之上,以文化和社会变迁为切入点,以灾害周期各环节为线索,分别从备灾能力、应急救助能力和灾后恢复重建能力三方面展开,对少数民族社区应对灾害能力的提升提出建议。保持少数民族文化和组织结构,维护良好的传统的社会资本对提升少数民族社区的应灾能力是有非常积极作用的；社区参与度的提高也是行动的关键；改变“救灾全靠政府”的现状,制定条款清晰的制度,避免在灾后救助和补偿时缺乏标准,随意性强,防止救灾和重建造成新的难民以及成为新的社会冲突的隐患。
冯剑[7]（2012）在《近代天津民间借贷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学界较少关注的近代天津城市民间借贷为研究对象，利用天津地方档案以及报纸、文献资料等第一手资料，对近代天津民间借贷进行了较为具体的研究。在研究中利用了经济学和社会学中有关信任、博弈、交易成本等理论工具，力图对近代天津民间借贷在近代的发展脉络以及其与近代天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进行描述。通过研究表明，近代天津民间借贷的借贷者和借贷资金广泛地分布于天津各个阶级和阶层，民间借贷对民生和工商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近代天津，民间借贷风险加大，社会信任度不高，欠债、避债以及因为民间债务导致的暴力和欺诈现象严重。近代天津高利贷现象盛行，而且社会危害逐渐加大，除了风险高和民间资金供求不平衡以及物价和市场变化的因素外，政府行为对此也有影响。近代天津的民间借贷个人日见信用缺失，保证信用应用广泛，抵押信用也日益流行。传统的民间消费和商业借贷组织和机构如合会、典当、银钱业依然在民间借贷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都出现了变迁、危机和衰落，面临着内部与外部的信任危机。典权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融资习俗，为民国法律所认可，也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新式银行、合作社等成为民间借贷的新机构，民国时期的天津银行不仅对民间工商业借贷，一些银行也对民间消费借贷较为关注。但是，银行借贷手续繁琐，许多做法与民间习俗不相适应，银行对民间借贷也采取谨慎态度，对民间借贷的作用有限。近代天津政府对民间借贷非常关注，除了采取禁止高利贷、限制当息、立法规范民间借贷等干预措施外，政府也成立银行号规范并直接介入民间借贷。在天津出现自然灾害和市场危机的情况之下，政府还以借贷形式对民间民生和商业进行救助。但是,民间社会与政府并没有建立互相信任关系。近代天津民间借贷依然处在较为困难的形势之下。
青理东[8]（2012）在《思想政治教育与灾区社会稳定研究 ——以汶川地震灾区为例》文中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党的传家宝,是我国经济工作的导向标。历史和现实启引证明,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思想统一和政治清醒。在改革开放时期,当社会发展中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逐步显露出来,尤其是面对天灾,如何积极凭靠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传家宝赢得民心、保障社会稳定、保障加快发展,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兴衰。本文试图通过应对大灾、稳定社会的分析研究,凸显灾区党组织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始终代表受灾民众利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态度和方法,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执政党与时俱进的先进性。汶川灾区社会保持稳定本身就是各级党委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向的一个成功案例,对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稳定和发展以及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的推广借鉴意义。
方宁兰[9]（2011）在《作为政府公关的灾难叙事 ——电视新闻灾难报道的叙事方式研究》文中指出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aker）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指出,当今社会经由工业主义的系统改造后,已经进入到危机四伏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进入工业社会,风险跟人类行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存在于社会转型所引发的断裂和剧痛中。有学者从社会文化角度将风险划分为: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新世纪,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两个方面的过渡和转型:一方面,城市化、工业化的现代化过程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就业问题、城市问题,另一方面,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带来的控制管理真空、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整合机制的失灵等问题。可见,我国已经进入高风的社会,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的灾难（Disaster）事件,如2008年的南方雪灾、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三鹿奶粉特大食品安全事故,2009年的河南旱灾、国际金融危机、汶川地震、甲型H1N1流感、河北暴雪,2010年的新疆雪灾、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西南旱灾、玉树地震、湖南广西汛情、舟曲泥石流。风险社会中,灾难作为不确定因素,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常态现象和热点问题,并且逐渐形成其自身的文化形态。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都以巨大的力度和广度影响着社会各阶层,对社会稳定构成最直接的威胁,灾难频发和矛盾深化对我国政府提出挑战。政府公关在此背景下产生,政府公关（Government Relation）是指政府实施一系列沟通策略,协调平衡与内外公众的关系,了解民意,争取支持,树立良好形象,从而赢得人民大众最广泛拥护的双向沟通活动。正确有效的政府公关可以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支持度,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本文运用传播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符号学、伦理学等学科对电视媒体新闻报道的叙事话语进行跨学科研究,从符号学角度揭示隐藏在媒介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运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神话学分析权力如何影响人们对灾难的认知、态度,并规训其行为,从伦理学角度探讨中国式灾难叙事所隐含的民族文化心理。本文仅从“温家宝”符号对象入手,但并不指向具体的个人,而是探讨政府/个人、意识形态/符号、新闻话语/权利规训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作为宏大、抽象的、不可见形象,与频繁出现在灾难报道中的温家宝符号相对应,作为一个被“神话”言说的象征性符号,其出场所暗含的政治意义尤为深刻,作为一个不断“被言说”的对象,其背后隐含着灾难叙事话语深刻的政治需要。本文运用内容研究法,探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2007年1月至2011年4月期间与灾难有关的报道,从从政治认同与仪式化叙事、权力在场与情景化叙事和矛盾收编与伦理化叙事三个角度,分析政府公关与新闻灾难叙事之间的关系。
王荣花[10]（2011）在《中共革命与太行山区社会文化的变迁（1937—1949）》文中指出1937——1949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对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无疑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这一战争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也从此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变迁,这种变迁的发生,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改革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舞台,根据地成为坚持民族解放战争,刷新社会的“实验基地”,通过战争期间不断积累的社会变革而实现了社会的质变,彻底改变了农村原有的社会格局,缔造了一个新型的社会。太行革命根据地是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挺进华北后,创建的以太行山脉为依托的革命根据地,地跨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不仅是晋冀鲁豫边区的发轫地和中心,也是晋冀鲁豫边区首脑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嗣后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的驻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太行根据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对入侵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持久、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牺牲和巨大贡献,太行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斗争,是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解放战争时期太行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这一地区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在根据地建立之前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之中。劳动群众沿袭着旧有的生产方式,民众生活因循守旧,老百姓世代承传着小农社会中固有的乡土文化。随着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壮大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该地区所发动的一系列革命性改造,这块落后、愚昧、封闭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迁,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意识觉醒的鲜明亮点。乡村社会文化的变迁与乡村社会改造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根据地社会的两大主题。太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后,当务之急就是对根据地区域内的乡村实行新的社会整合,“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经济、政治改革的同时,又成功地控制和倡导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新文化的建立和发展对于根据地的巩固、壮大和发展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抗日根据地建立在广大的乡村,尤其是抗战的政治领导力量与活动范围转入乡村,根据地文化宣传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充实文化建设队伍的也是农民,正因为如此,根据地农村文化运动便是根据地新文化运动的主体。战争爆发后,随着官方力量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特殊的战争环境下,文化作为战争宣传动员的阵地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以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为主导的,以动员民众抗日救亡为主要任务的抗日文化成为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的主流文化。所以,太行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的特点,是农村的、战争动员的、统一战线的,是同敌人的奴化宣传、同封建迷信思想搏斗的,是走向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战时蓬勃发展的根据地农村文化运动,作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建设相辅相成,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在根据地建设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太行根据地农村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对广大农民群众不断教育的过程。文化走入乡村,真正启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培育了农民爱国主义情感,张扬了民族精神,活跃了民主空气,有力地破除了在农村广泛存在的封建迷信思想,促进了军民团结,推动了抗日战争,形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通过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强化了农村基层政权,贯彻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积累了宝成经验。太行革命根据地农村文化建设,不仅是文化宣传、普及和建设运动,同时也是农村社会改造运动。根据地农村文化建设直接冲击了农村中旧的封建统治秩序和旧的风俗习惯,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封建礼教开始被冲破了,买卖婚姻开始被废除了,广大妇女开始摆脱了被压迫的境地,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旧的风俗、习惯、道德,凡是不利于人民的解放,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的,都被不断地清算和扫除着,新的事物、新的社会道德和新的品质,开始成长起来。广大农民群众在摆脱了旧习俗、旧文化的束缚的同时,逐渐认同和接受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并自觉地将其行为纳入到新政权为他们规划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及文化模式中,而这一过程最终的结果表现为民众力量与国家政权的结合。通过社会文化革命,中共权威逐渐向民间渗透和并最终达到了对民间的控制。无疑,战争改变了社会,战争孕育着新生。与军事斗争和暴力革命不同,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乡村社会文化入手,将束缚在农民日常生活中旧的思想、文化体系打破,从而进行了一次乡村革命,这里的革命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政权变革,而是涉及到农村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从文化变革入手对乡村社会进行改造,是依靠乡村社会中的文化张力来完成的,是发生在乡村社会中静悄悄的革命,所以通过这一研究路径可以凸现文化变迁在区域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太行根据地乡村社会文化变迁,是太行根据地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透视太行根据地乡村社会文化变迁,可以为人们了解与研究根据地社会变革的具体情形和普遍意义,提供具体生动的现实标本。本文通过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太行山农村自然经济状态、土地占有状况、乡村权力结构、人文历史变迁以及对农村社会文化诸方面,如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教育、戏剧娱乐、家庭婚姻等内容进行了详细地考察,并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农村实行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改革政策相结合,对太行革命根据地区域社会文化演变的形式、特点与规律等展开深层次全方位的研究。在详实的史料和充分实证的基础上将中共革命中太行山农村社会文化变迁与社会改革的过程予以“实相”的描述。在研究方法上,本文运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并结合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以及生态学等学科方法,从文化变迁的视野研究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被传统意识形态束缚着的落后的社会中,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控制和倡导了一种新的文化,并将这种新的文化纳入政权建设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并且以超然的政治力量来唤醒和组织民众完成乡村社会改造的。
二、确保困难群众和灾民都过好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确保困难群众和灾民都过好年（论文提纲范文）
（1）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的宣传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状况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状况 |
| 1.2.3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2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宣传工作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背景 |
| 2.1 宣传工作的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宣传工作的思想 |
| 2.1.2 列宁关于宣传工作的思想 |
| 2.1.3 中国共产党关于宣传工作的理论 |
| 2.2 宣传工作面对的主要形势 |
| 2.2.1 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成为时代主题 |
| 2.2.2 晋察冀根据地是敌后重要抗日堡垒 |
| 2.2.3 宣传工作成为党在敌后的重点工作 |
| 2.3 宣传工作面临的基本任务 |
| 2.3.1 传播党的抗战主张发动群众抗日 |
| 2.3.2 净化当地存在的不良社会风气 |
| 2.3.3 瓦解日伪势力发动的宣传攻势 |
| 2.3.4 揭穿国民党顽固派散播的反共言论 |
| 3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的宣传队伍建设 |
| 3.1 宣传队伍的基本情况 |
| 3.1.1 宣传队伍的主要来源 |
| 3.1.2 宣传队伍的职业分工 |
| 3.1.3 宣传队伍的常用媒介 |
| 3.2 宣传队伍的建设内容 |
| 3.2.1 关注政治理论学习 |
| 3.2.2 注重业务能力提升 |
| 3.2.3 强调工作纪律建设 |
| 3.2.4 突出思想作风建设 |
| 3.3 宣传队伍的建设方法 |
| 3.3.1 专业培训与业余教育相配合 |
| 3.3.2 政治学习同业务提升相结合 |
| 3.3.3 理论传授和实践操作相统一 |
| 4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的主要宣传内容 |
| 4.1 政治宣传 |
| 4.1.1 介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
| 4.1.2 宣传基层政权选举运动 |
| 4.1.3 揭露各类投降反共行径 |
| 4.1.4 推广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运动 |
| 4.2 军事宣传 |
| 4.2.1 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 |
| 4.2.2 介绍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战况 |
| 4.2.3 播报正面战场战绩 |
| 4.2.4 宣传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斗争 |
| 4.2.5 宣传征兵征粮运动 |
| 4.3 经济宣传 |
| 4.3.1 引导群众开展春耕生产 |
| 4.3.2 推广统一累进税 |
| 4.3.3 报道敌后大生产运动 |
| 4.4 文化宣传 |
| 4.4.1 传播真实鲜活的抗战文化 |
| 4.4.2 推广识字为主的知识文化 |
| 4.4.3 宣传喜闻乐见的娱乐文化 |
| 4.5 社会宣传 |
| 4.5.1 宣传节日纪念日 |
| 4.5.2 播报救灾活动 |
| 4.5.3 推广卫生清洁运动 |
| 5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宣传工作的基本运行方式 |
| 5.1 以群团为依托形成组织化宣传系统 |
| 5.1.1 群团迅速壮大并成为党的工作依托 |
| 5.1.2 群众团体内部宣传组织的建立 |
| 5.1.3 群众团体组织化开展宣传工作 |
| 5.2 以校园为结点构筑全域式宣传网络 |
| 5.2.1 将民校和小学建成党的宣传阵地 |
| 5.2.2 均衡分布学校且灵活调整学制 |
| 5.2.3 宣传教育学员并发动学员宣传大众 |
| 5.3 以活动为载体打造紧密式宣传格局 |
| 5.3.1 围绕中心工作设置活动主题 |
| 5.3.2 在活动布置中凸显政治象征 |
| 5.3.3 密集且循环地开展群众活动 |
| 5.4 以英模为原型创设示范性宣传案例 |
| 5.4.1 多渠道扩大英模影响 |
| 5.4.2 案例式书写英模事迹 |
| 5.4.3 示范性推广英模经验 |
| 6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宣传工作的评析 |
| 6.1 宣传工作的历史成就 |
| 6.1.1 凝聚了敌后广大群众的抗战力量 |
| 6.1.2 改善了根据地的社会文化与风气 |
| 6.1.3 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宣传人才 |
| 6.1.4 为其他根据地提供了宣传工作经验 |
| 6.1.5 向国内外广泛传播了党的抗战形象 |
| 6.2 宣传工作取得成功的原因 |
| 6.2.1 党的高度重视和正确决策 |
| 6.2.2 抗日民主政权的有力支持 |
| 6.2.3 坚持重心下沉的工作方法 |
| 6.2.4 多种宣传策略的灵活运用 |
| 6.3 宣传工作存在的不足 |
| 6.3.1 部分宣传形式存在脱离群众倾向 |
| 6.3.2 宣传工作暴露我军实力引起敌方警觉 |
| 6.3.3 教员文化水平不高影响宣教效果 |
| 7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宣传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
| 7.1 宣传工作的基本经验 |
| 7.1.1 紧紧围绕抗战事业是做好宣传工作的根本前提 |
| 7.1.2 充分尊重群众习惯是做好宣传工作的内在要求 |
| 7.1.3 有序发挥组织力量是做好宣传工作的重要手段 |
| 7.1.4 注重拓宽宣传渠道是做好宣传工作的有力举措 |
| 7.2 宣传工作的现实启示 |
| 7.2.1 要把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宣传作为根本原则 |
| 7.2.2 要把满足人民群众需要进行宣传作为永恒课题 |
| 7.2.3 要把全面提高宣传队伍能力建设作为重点工程 |
| 7.2.4 要把与时俱进创新宣传工作路径作为关键环节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研究局限性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2）临汾市眉户剧团生存现状调查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临汾市眉户剧团的生存发展 |
| 第一节 发展历程 |
| 一、曲折中发展(1952 年—1985 年) |
| 二、改革中奋进(1985 年—2011 年) |
| 三、转型中振兴(2011年—) |
| 第二节 生存环境 |
| 一、晋南的政治经济 |
| 二、晋南的历史文化 |
| 三、国家的文艺政策 |
| 第二章 临汾市眉户剧团的人员构成 |
| 第一节 演员情况 |
| 一、有编制的演员 |
| 二、合同聘用的演员 |
| 第二节 乐队成员 |
| 第三节 后勤和行政人员 |
| 第四节 剧团成员的来源与流动 |
| 第三章 临汾市眉户剧团的演出剧目 |
| 第一节 眉户剧团大型剧目 |
| 第二节 眉户剧团小型剧目 |
| 第三节 剧目分类与来源 |
| 一、剧目分类 |
| 二、剧目来源 |
| 第四章 临汾市眉户剧团的演出情况 |
| 第一节 演出范围和演出时间 |
| 一、演出范围 |
| 二、演出时间 |
| 第二节 演出类型 |
| 一、商业性演出 |
| 二、政策性演出 |
| 三、交流性演出 |
| 第三节 演出生活和演出合同 |
| 一、演出生活 |
| 二、演出合同 |
| 三、演出收入 |
| 第四节 观众构成和反应 |
| 一、祭神赛会与村镇观众 |
| 二、城市剧场和市民观众 |
| 三、戏曲进校园与年轻观众 |
| 第五章 临汾市眉户剧团的发展前景 |
| 第一节 对临汾市眉户剧团的SWOT分析 |
| 一、内部优势(S)因素 |
| 二、内部劣势(W)因素 |
| 三、外部机遇(O)因素 |
| 四、外部威胁(T)因素 |
| 第二节 临汾市眉户剧团的发展策略 |
| 一、借助相关政策,打造品牌效应 |
| 二、借助互联网优势,化劣为优 |
| 三、戏曲进校园与戏曲专业进校园 |
| 四、推进戏曲振兴战略,促进戏曲市场良性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临汾市眉户剧团大事记(2008—2018) |
| 附录二 :临汾市眉户艺术研究中心演出记录(2011-2017) |
| 附录三 :21世纪关于戏曲振兴的若干政策及内容 |
| 附录四 :眉户剧团文化年鉴数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5）陕甘宁边区妇女婚姻生活研究 ——从女性、婚姻与革命关系的视角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概念阐释 |
| 四、行文结构与研究内容 |
| 五、运用的资料与分析方法 |
| 六、研究的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边区建立前的妇女婚姻家庭生活 |
| 第一节 自然与人文环境 |
| 一、历史变迁 |
| 二、社会生态 |
| 三、人口问题 |
| 四、文化教育 |
| 五、生育卫生 |
| 第二节 边区传统婚姻习俗与家庭组合 |
| 一、婚姻形态 |
| 二、陋俗与禁忌 |
| 三、择偶观和婚姻礼仪 |
| 第三节 传统妇女的家庭角色与日常生活 |
| 一、乡村妇女的家庭角色 |
| 二、女性衣食住行与精神面貌 |
| 第四节 边区建立前的妇女解放运动及婚姻法令 |
| 一、边区妇女解放运动的时代环境 |
| 二、边区建立前的相关婚姻法 |
| 三、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观与婚姻法 |
| 小结 |
| 第二章 边区婚姻新政下女性权益保障和地位再造 |
| 第一节 边区婚姻法规的颁行 |
| 一、婚姻法制定与颁布 |
| 二、婚姻法执行与宣传 |
| 第二节 新婚姻法与传统婚俗的互动 |
| 一、婚姻彩礼“变本加厉” |
| 二、对新婚姻观的接受与曲解 |
| 三、提高婚龄的努力与妥协 |
| 四、抵制婚外性关系的风气 |
| 五、新婚姻法的调适 |
| 第三节 女性权益保障和地位再造 |
| 一、女性在政治上参与和翻身 |
| 二、女性婚姻家庭关系中的财产权 |
| 三、女性在教育上的机会和角色 |
| 四、身体解放：从束缚到人性权益保护 |
| 小结 |
| 第三章 边区女性、婚姻与革命的权力调控 |
| 第一节 离婚被想象为一种革命证明 |
| 一、离婚不得：传统“休妻” |
| 二、离婚提出：解脱与对抗 |
| 三、寡妇再婚：尴尬与可能 |
| 第二节 抗属、婚姻与革命：抗属的形象及其模范塑造 |
| 一、抗属婚姻问题 |
| 二、抗属婚姻问题的司法实践 |
| 三、抗属生活困境的现实关怀 |
| 四、模范抗属的形象塑造 |
| 第三节 新女性、革命与情爱：我的身体我做主 |
| 一、革命约束：党性高于个性 |
| 二、“延安舞会”碰出爱情火花 |
| 三、知识女性婚恋观的非常态 |
| 四、留有革命烙印的婚姻生活 |
| 第四节 边区作品中的女性、婚姻与革命叙述 |
| 一、小说作品 |
| 二、诗歌作品 |
| 小结 |
| 第四章 边区女性、家庭与革命的关系构建 |
| 第一节 “半边天”：妇女家庭角色的重塑 |
| 一、中共动员劳动妇女的政策 |
| 二、农村妇女的日常家庭劳作 |
| 三、农村妇女的集体生产劳动 |
| 四、农村妇女从家庭走向工厂 |
| 第二节 “新家风”：集体主义引导下的家庭观塑造 |
| 一、家庭结构及关系 |
| 二、塑造“贤妻良母” |
| 三、创建“和睦家庭” |
| 四、改造“女二流子” |
| 第三节 走出封闭：女性社交活动的扩展 |
| 一、自由恋爱之风兴起 |
| 二、通婚圈之变化 |
| 三、社会交往之“开放” |
| 小结 |
| 第五章 边区女性的生育健康与儿童保育 |
| 第一节 妇女生育与妇婴保健 |
| 一、妇女生育情形 |
| 二、妇婴保健政策 |
| 三、宣传卫生知识 |
| 四、推广新法接生 |
| 五、民众生育观改变 |
| 第二节 儿童保育与人口发展 |
| 一、婚姻法中的儿童权益 |
| 二、革命女性的子女问题 |
| 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婚姻新政下女性婚姻关系的重构 |
| 二、革命遭遇爱情与爱情遭遇革命：女性婚姻权益声张的时代困境 |
| 三、婚姻自由与一切为了战争：阶级、民族与革命话语下的女性身体认同 |
| 四、女性婚姻家庭与国家建构：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环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人类学视角下的少数民族社区应灾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研究 |
| 1.2.1 自然灾害的概念及其双重属性 |
| 1.2.2 灾害系统理论 |
| 1.2.3 灾害的社会科学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地点的选择 |
| 1.4 论文基本框架与内容 |
| 第二章 少数民族社区应对地震灾害的能力-云南省盈江县L寨 |
| 2.1 地震带上的村庄-L寨 |
| 2.2 地震带来的变迁 |
| 2.2.1 L寨环境的改变 |
| 2.2.2 生产生活的变迁与恢复 |
| 2.3 缓冲灾害的打击-传统文化 |
| 2.3.1 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 |
| 2.3.2 传统的社会资本 |
| 2.3.3 灾害的地方性知识和传统文化的保持 |
| 2.4 灾害损失的主因分析 |
| 2.4.1 基础设施薄弱是少数民族地区有效应灾的障碍 |
| 2.4.2 灾害频发但灾害意识仍不足 |
| 2.4.3 少数民族社区普遍缺乏应急预案制定的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少数民族社区应对地质灾害能力-贵州省关岭县D村 |
| 3.1 田野概况 |
| 3.2 灾害突至而破坏长久 |
| 3.2.1 灾害的破坏 |
| 3.2.2 异地安置灾民的生活状况 |
| 3.3 D村的灾害影响迁延源于多因素叠加 |
| 3.3.1 致灾因子-地形、地质、强降雨 |
| 3.3.2 脆弱性-暴露于危险之下的脆弱人群 |
| 3.3.3 防灾能力-预案、演练、监测 |
| 3.3.4 基础设施不足-少数民族地区的共同问题 |
| 3.3.5 灾后异地安置-困难源自安土重迁的观念还是对未来生活无着的隐忧 |
| 3.3.6 决策过程灾民的参与度不足 |
| 3.3.7 我国救灾体系的缺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少数民族应灾能力的分析-基于L寨和D村的田野调查 |
| 4.1 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灾害特点及危害 |
| 4.1.1 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灾害特点 |
| 4.1.2 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灾害的危害 |
| 4.2 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灾害多发的原因分析 |
| 4.2.1 自然条件原因 |
| 4.2.2 社会原因 |
| 4.3 社区居民和灾害-问卷调查 |
| 4.4 L寨和D村应灾能力差异分析 |
| 4.4.1 社会资本的差异 |
| 4.4.2 灾害发生的频度不同 |
| 4.4.3 社会变迁的剧烈程度 |
| 4.4.4 参与程度不同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少数民族社区应灾能力的形成机制 |
| 5.1 社区的应灾能力 |
| 5.2 借鉴国际社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实践 |
| 5.2.1 世界卫生组织-“安全社区” |
| 5.2.2 联合国减灾战略-“社区恢复力”建设 |
| 5.2.3 美国-“减灾型社区” |
| 5.2.4 亚洲备灾中心-“以社区为基础的灾害风险管理” |
| 5.3 我国社区减灾管理能力现状 |
| 5.3.1 未能充分发挥社区自组织的作用 |
| 5.3.2 灾害应急预案不完善 |
| 5.3.3 防灾意识淡薄 |
| 5.3.4 对农村社区扶持不足 |
| 5.4 少数民族社区应灾能力的再生产机制 |
| 5.4.1 备灾能力 |
| 5.4.2 应急救助能力 |
| 5.4.3 灾后恢复重建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1.1 保持传统的社会资本 |
| 6.1.2 社区成员参与 |
| 6.1.3 改变我国灾害救助体系 |
| 6.1.4 对文化“补偿式”恢复 |
| 6.1.5 挖掘传统知识 |
| 6.2 展望 |
| 6.2.1 进行定量研究 |
| 6.2.2 扩大研究区域和灾害类型 |
| 6.2.3 从微观到宏观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中国民族自治地方 |
| 附录2 少数民族地区汇总 |
| 附录3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灾害情况统计--地震 |
| 附录4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灾害情况统计--泥石流和滑坡 |
| 附录5 勐町村拉勐村民小组村规民约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近代天津民间借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意义和学术史回顾 |
| 二、 资料和文献 |
| 三、 理论与方法 |
| 第一章 近代天津城市的发展变迁与民间借贷网络 |
| 第一节 近代天津城市的经济社会变迁与民间借贷网络的构成 |
| 一、 社会变迁与城市民间借贷 |
| 二、 工商业发展与城市民间借贷 |
| 三、 近代天津民间借贷金融网络 |
| 第二节 从“熟人社会”走向“生人社会”中的民间借贷 |
| 一、 家族与借贷 |
| 二、 兄弟、夫妇、亲戚、朋友、邻居、同乡与民间借贷 |
| 三、 从“五方杂处”到“中外杂居” |
| 第三节 高利贷 |
| 一、 高利贷产生的原因 |
| 二、 高利贷的资金来源 |
| 三、 高利贷的利率与形式 |
| 四、 高利贷的社会影响 |
| 五、 政府对高利贷的治理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民间私人借贷 |
| 第一节 民间私人消费借贷 |
| 一、 借贷物 |
| 二、 借贷的信用方式 |
| 三、 借贷的利息 |
| 四、 借贷的偿还 |
| 第二节 民间商业借贷 |
| 一、 借贷来源及利率 |
| 二、 借贷的方式 |
| 三、 借贷的拖欠与追偿 |
| 小结 |
| 第三章 独特的民间不动产典当制度：典权 |
| 第一节 出典 |
| 第二节 典后典主和承典人的权利和义务 |
| 第三节 典权的消灭 |
| 第四节 典权与其他民间交易形式 |
| 第五节 近代国家对典权的管理和规范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民间借贷组织：合会 |
| 第一节 合会概述 |
| 第二节 信任的崩溃：民国时期天津城市丧葬类合会的蜕变兴衰 |
| 一、 危机 |
| 二、 畸变 |
| 三、 崩会 |
| 四、 余波 |
| 五、 余论 |
| 小结 |
| 第五章 “穷人的后门”：近代典当业 |
| 第一节 典当业的定义和类型 |
| 一、 典当业的起源与沿革 |
| 二、 典当业的定义 |
| 三、 当业的类型和帮派 |
| 第二节 典当业的组织与运作 |
| 一、 典当业建立的程序 |
| 二、 典当业的运作 |
| 第三节 当息的博弈 |
| 一、 清末及北洋政府时期关于当息的博弈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关于当息的博弈 |
| 三、 日伪时期关于当息的博弈 |
| 四、 抗战胜利后关于当息的博弈 |
| 五、 结语 |
| 小结 |
| 第六章 “百业之主”：钱业与民间借贷 |
| 第一节 钱庄与民间借贷 |
| 一、 钱庄沿革概述 |
| 二、 钱业的帮派 |
| 三、 资本与组织 |
| 四、 钱庄的功能：以放款为中心 |
| 五、 钱庄的利息 |
| 第二节 票号与民间借贷 |
| 一、 票号的兴起 |
| 二、 票号的组织与功能——以放款为中心 |
| 三、 票号与银号的关系 |
| 第三节 其他商业借贷机构 |
| 一、 账局 |
| 二、 牙行 |
| 三、 金店 |
| 四、 仓库 |
| 五、 货栈 |
| 小结 |
| 第七章 新式金融机构与民间借贷 |
| 第一节 银行与民间借贷 |
| 一、 近代银行的概况 |
| 二、 银行借贷的特点、方式与利息 |
| 三、 银行借贷的偿还 |
| 第二节 关注民生：银行的小额借贷 |
| 一、 小额借贷 |
| 二、 新华储蓄银行的小额借贷 |
| 小结 |
| 第八章 国家与民间借贷 |
| 第一节 政府对民间借贷介入 |
| 一、 清末政府与民间借贷 |
| 二、 民国政府与民间借贷 |
| 第二节 官商合办小本借贷 |
| 一、 仓促上马：小本借贷处的成立 |
| 二、 慈善与谋利：借款中的官商博弈 |
| 三、 小本借贷处的实际运作 |
| 四、 视阈融合：官商在借贷处中的重新定位 |
| 五、 小本借贷处的绩效与不足 |
| 六、 余论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和文章发表 |
（8）思想政治教育与灾区社会稳定研究 ——以汶川地震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详细摘要 |
| Detailed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国内研究 |
| 1.2.2 关于国外研究 |
| 1.3 论文的研究方法和论文创新之处 |
| 1.3.1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3.2 本选题研究的可能创新点 |
| 2 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稳定研究基本态势 |
| 2.1 社会稳定释义 |
| 2.1.1 社会稳定基本内涵 |
| 2.1.2 保障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 |
| 2.1.3 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 |
| 2.2 正确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稳定的有力保障 |
| 2.2.1 思想政治教育释义 |
| 2.2.2 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
| 2.2.3 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灾区社会稳定 |
| 3 汶川灾区思想政治教育样态分析 |
| 3.1 历史上的汶川——辉煌与苦难 |
| 3.1.1 汶川基本地理概况 |
| 3.1.2 汶川民族历史文化形态 |
| 3.1.3 汶川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形态 |
| 3.2 震后汶川灾区民众思想心态及观念态势 |
| 3.2.1 特大地震对汶川的物质性破坏 |
| 3.2.2 特大地震对汶川灾民的心理生态破坏 |
| 3.3 汶川灾区思想政治教育样态因素分析 |
| 3.3.1 汶川灾民思想状态的宏观性病理分析 |
| 3.3.2 灾民心理健康的文化阐释 |
| 3.3.3 汶川灾区民众价值观念的变化 |
| 3.4 地震灾难与汶川思想政治教育的切入模式分析 |
| 3.4.1 震后影响汶川灾区社会稳定的可能性因素 |
| 3.4.2 地震灾难与汶川思想政治教育的切入模式分析 |
| 4 灾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阐释 |
| 4.1 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涵 |
| 4.1.1 灾民心理的稳定性与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涵义 |
| 4.1.2 灾民心理倾向变化与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指向 |
| 4.2 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 |
| 4.2.1 灾民思想行为模式的变化与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 |
| 4.2.2 灾民的人格危机与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方法 |
| 4.2.3 灾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行为体系 |
| 4.3 灾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特点 |
| 4.3.1 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性 |
| 4.3.2 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层次性 |
| 4.3.3 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 |
| 4.3.4 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励性 |
| 4.3.5 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及时性 |
| 4.3.6 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化性 |
| 5 灾区思想政治教育与灾后科学重建 |
| 5.1 灾区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家园重建 |
| 5.2 灾区思想政治教育与精神家园重建 |
| 5.2.1 心理康复与精神家园重建 |
| 5.2.2 文化精神与灾后精神重建 |
| 5.3 社会管理创新保障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 |
| 5.3.1 灾区社会管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
| 5.3.2 灾区社会管理的完善与创新 |
| 6 加强灾区思想政治教育与构建和谐社会 |
| 6.1 加大灾后重建步伐,增强灾区群众的安顿感 |
| 6.1.1 优先推进城乡住房的重建 |
| 6.1.2 优先推进学校的重建 |
| 6.1.3 优先推进医疗机构的重建 |
| 6.1.4 优先推进市政公用设施的重建 |
| 6.2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增强灾区群众的方向感 |
| 6.2.1 明确思想教育引导的主要任务 |
| 6.2.2 注重宣传引导的基本方法 |
| 6.2.3 提高宣传引导的工作能力 |
| 6.3 着力民众心理抚慰,增强灾区群众的光明感 |
| 6.3.1 做好灾区群众心理疏导的必要性 |
| 6.3.2 实施好灾区群众心理康复工程 |
| 6.3.3 搞好灾后群众心理援助任重道远 |
| 6.4 给力社会人文关怀,增强灾区群众的温馨感 |
| 6.4.1 大力营造人文关怀的良好氛围 |
| 6.4.2 促进体现人文关怀的文化建设 |
| 6.5 注重民族文化传承,增强灾区群众的归属感 |
| 6.5.1 文化重建过程中注重民众的主体地位 |
| 6.5.2 充分保护羌族文化的完整性、延续性 |
| 6.5.3 加大羌族文化的研究和保护力度 |
| 6.6 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增强灾区群众的安全感 |
| 7 结论 |
| 7.1 这项研究对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 7.2 这项研究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重大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及参加科研工作情况 |
（9）作为政府公关的灾难叙事 ——电视新闻灾难报道的叙事方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政治认同与仪式化叙事 |
| 第一节 认同与仪式 |
| 第二节 政治认同 |
| 第三节 修复共识与培养分析 |
| 第四节 人神对话——阈限与交融 |
| 一、平等：神话叙事 |
| 二、洗礼：仪式化象征 |
| 三、狂欢：乌托邦式的想象 |
| 第二章 矛盾收编与伦理化叙事 |
| 第一节 符号修辞——领导人 |
| 第二节 家、国、共同体 |
| 第三节 符号修辞与权力的符号 |
| 第四节 英雄：死亡的象征主义视角 |
| 第五节 军队：灾难叙事中新的意义赋予 |
| 第三章 权利在场与语境化叙事 |
| 第一节 权力消失与权力在场 |
| 第二节 权力在场及其合法化 |
| 第三节 语境化叙事与语境的再生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中共革命与太行山区社会文化的变迁（193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4.3 创新点 |
| 1.5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5.1 文化与社会文化 |
| 1.5.2 根据地文化 |
| 1.6 太行根据地区划沿革 |
| 第2章 革命前太行山区乡村社会与乡村文化 |
| 2.1 乡村社会 |
| 2.1.1 自然经济状态 |
| 2.1.2 土地的占有状况 |
| 2.1.3 乡村权力空间 |
| 2.2 乡村文化生活 |
| 2.2.1 乡村娱乐 |
| 2.2.2 乡村教育 |
| 2.3 乡村妇女生活 |
| 2.4 民风民俗 |
| 2.4.1 民风民情 |
| 2.4.2 节日风俗 |
| 2.4.3 信仰风俗 |
| 2.4.4 陈规陋习 |
| 第3章 中共政策与乡村社会文化变革 |
| 3.1 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 |
| 3.1.1 动员农民参加抗战 |
| 3.1.2 动员农民积极参加土改 |
| 3.1.3 动员农民积极参与政治 |
| 3.2 农村文化教育 |
| 3.2.1 文化教育方针政策 |
| 3.2.2 农村小学教育 |
| 3.2.3 成人教育 |
| 3.3 农村文化娱乐 |
| 3.3.1 农村文化组织 |
| 3.3.2 农村文化宣传 |
| 3.3.3 农民文化生活 |
| 3.4 农村妇女的解放 |
| 3.4.1 解放妇女政策 |
| 3.4.2 妇女经济解放 |
| 3.4.3 提高妇女政治地位 |
| 3.4.4 保障妇女人权 |
| 3.5 变易风俗 |
| 3.5.1 破除迷信 |
| 3.5.2 革除陈规陋习 |
| 3.5.3 禁毒禁赌 |
| 3.5.4 卫生运动 |
| 3.5.5 新农村新风尚 |
| 第4章 崭新的娱乐形式：革命话语下的民间小戏 |
| 4.1 太行山的秧歌：民间小戏的代表 |
| 4.1.1 关于民间小戏 |
| 4.1.2 秧歌与秧歌戏 |
| 4.1.3 秧歌的乡村演出 |
| 4.1.4 秧歌里的乡村抒写 |
| 4.2 “民间”的重塑：革命话语下民间小戏的改造 |
| 4.2.1 建立农村剧团 |
| 4.2.2 戏剧活动 |
| 4.2.3 旧剧的改造与利用 |
| 4.2.4 左权小花戏：民间小戏改造的典范 |
| 4.3 全新的“民间”：太行山的新秧歌 |
| 4.3.1 崭新的民间形式：秧歌舞剧 |
| 4.3.2 “民间”的缔造：新秧歌剧 |
| 4.3.3 全新“民间”的展示 |
| 4.4 民间与政治的互动：民间小戏与乡村社会 |
| 4.4.1 乡村演出与民众动员 |
| 4.4.2 娱乐与教化 |
| 4.4.3 “民间”的改造与继承 |
| 第5章 婚俗新变：太行山农村社会文化透视 |
| 5.1 择偶状态 |
| 5.1.1 包办婚姻：抗战前夕及抗战初期主要的择偶方式 |
| 5.1.2 婚姻自主：择偶方式的新选择 |
| 5.1.3 政治包办：革命话语下妇女的择偶状态 |
| 5.2 婚姻礼俗 |
| 5.2.1 抗战前夕及抗战初期的婚仪 |
| 5.2.2 婚姻程序的简化与新式婚礼 |
| 5.3 离婚自由与寡妇再婚 |
| 5.3.1 离婚风潮 |
| 5.3.2 寡妇再嫁 |
| 5.3.3 军属婚姻 |
| 5.4 革除陋婚 |
| 5.4.1 遏制早婚 |
| 5.4.2 禁止买卖婚姻 |
| 5.4.3 禁止童养媳 |
| 5.4.4 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化 |
| 第6章 丧俗变革：太行山农村社会风俗的变迁 |
| 6.1 丧俗的传承与演变：抗战前及抗战初期太行山区的丧葬礼俗 |
| 6.1.1 丧葬礼俗 |
| 6.1.2 丧葬中的信仰风俗 |
| 6.1.3 厚葬是丧葬的主导形式 |
| 6.1.4 祭祀风俗 |
| 6.2 烈士追悼仪式与丧俗的变化 |
| 6.2.1 烈士追悼与政治动员 |
| 6.2.2 烈士追悼与纪念 |
| 6.3 村级追悼 |
| 6.3.1 村级追悼仪式 |
| 6.3.2 村级追悼与民俗使用 |
| 6.4 民间丧俗的变迁 |
| 6.4.1 丧俗的改革与变迁 |
| 6.4.2 土地改革与根据地丧俗的转变 |
| 第7章 放足运动：太行山农村妇女形象的重塑 |
| 7.1 抗战前夕及初期太行山的缠足陋俗 |
| 7.1.1 “三寸金莲”：女性奴化的标志 |
| 7.1.2 “缠缠放放”：女性身体解放的艰难 |
| 7.1.3 小脚”犹在：抗战初期太行山区的缠脚遗风 |
| 7.2 脚的解放与人的解放：太行根据地的放足运动 |
| 7.2.1 厉行放足：太行根据地政府的放足措施 |
| 7.2.2 “脚”的解放：放足运动的开展 |
| 7.2.3 放足运动的成效与特点 |
| 7.3 妇女放足与女性形象的新塑 |
| 7.3.1 “劳动光荣”：新的劳动观念 |
| 7.3.2 “走入社会”：崭新的女性形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确保困难群众和灾民都过好年（论文参考文献）
- [1]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的宣传工作研究[D]. 史泽源. 大连理工大学, 2020
- [2]临汾市眉户剧团生存现状调查与研究[D]. 刘晓会.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3]慈善促和谐 温暖送万家[J]. 边吉. 慈善, 2017(02)
- [4]大河上下[J]. 陈启文. 清明, 2016(02)
- [5]陕甘宁边区妇女婚姻生活研究 ——从女性、婚姻与革命关系的视角考察[D]. 王亚莉. 山西大学, 2016(05)
- [6]人类学视角下的少数民族社区应灾能力研究[D]. 吴燕红. 中央民族大学, 2015(01)
- [7]近代天津民间借贷研究[D]. 冯剑. 南开大学, 2012(07)
- [8]思想政治教育与灾区社会稳定研究 ——以汶川地震灾区为例[D]. 青理东.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2(05)
- [9]作为政府公关的灾难叙事 ——电视新闻灾难报道的叙事方式研究[D]. 方宁兰. 西北师范大学, 2011(01)
- [10]中共革命与太行山区社会文化的变迁（1937—1949）[D]. 王荣花. 河北大学, 2011(12)